人权外交与政治讹诈/郝铁川
作者: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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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外交与政治讹诈
2000年9月6日 00:47 郝铁川
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当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否认这一点。但如同当年罗曼·罗兰曾经感叹的“自由啊自由，多少人假借自由之名来残害自由”那样，我们如今面对西方的人权外交，也同样可以感叹“人权啊人权，多少人假借人权之名来残害人权”。西方国家开口便是“人权高于主权”，闭口则是“人权无国界”，似乎昔日的欧洲宪兵一下子变成了今天的人权卫士，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
法治应该使人免于恐惧、免于匮乏，所以它特别注重人的安全权和生存权。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安全权则无从谈起，“饥寒生盗心”，生存权得不到保障，政治权利也不过是画饼充饥。然而，西方国家最不关心的恰巧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
50多年前，联合国成立时曾把“消除贫困”写进《联合国宪章》，而今天消除贫困依然是一个世纪话题。在过去的15年中，10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都在减少，60多个国家的人均消费以每年大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在东欧，如果以每天的收入低于4美元作为贫困的标准，那么这里的穷人数目已从1998年占人口总数的4％增加到了90年代中期的32％。在拉美最富有的1／5的人控制着一半以上的财富；贫富差距在扩大。现在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已从20年前的29个增加到了48个。更令人震惊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生活质量的差距在增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说，在保健服务方面，工业化国家平均每400人就有一位医生，而发展中国家平均每7000人才有一名医生。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44亿人口中，3／5生活在基本卫生设施匮乏的社区里；1／3没有安全的饮用水；1／4住房不足；1／5营养不良；还有13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
面对这些严峻的现实，西方国家是如何作为的呢？第一，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数量。70年代初，联合国大会提出，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发达国家亦承诺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作为“官方发展援助”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但迄今为止不仅没有达到这一目标，相反还在下降。自1990年以来，全球的援助奖金从每年600多亿美元降到了每年550亿美元，如1993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援助”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3％。第二，“嫌贫爱富”式的援助。发达国家援助的对象主要集中在自己以前的盟国，而不是最穷的国家。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数的主要设计者马赫布卜·哈克说：“仍然在过去的阴影的影响下提供援助，世界还没有作出调整以正视冷战后的现实。”海外发展委员会的报告说，较为“富有”的受援国每人可得240多美元，而最贫穷国家常常每年得不到1美元。第三，“捆绑式”的援助。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减少了多边援助，而根据政治需要和附加条件增加了双边援助。这些附加条件包括：要求受援国必须从援助国购买产品和服务；实行多党制；货币贬值；开放市场，等等。
不难看出，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并不热心、真心关注，仅有的一点援助也以有利于本国的利益为前提。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西方国家所作出的那点援助，说到底也是为了在发展中国家赚回更多的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方国家十分清楚，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太穷，无力购买他们的商品和服务，那么，他们就得不到利润、赚不到钱，就无法用在发展中国家所发的横财，回到本国推行公共福利政策。鸦片战争前，英国人一开始想用商品打开中国市场，没想到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比较穷，根本买不起。英国人这才动了歪脑筋，试图用鸦片撬开中国的大门。
所以，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策略是：让你死也死不了，因为你死了，谁来买他的商品？但让你活也活不好，因为你活得好了，他何来幸福？就是要让你不死不活——赖活着，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西方的人权外交，是生意交易，是政治讹诈。
2000年9月6日 00:47 郝铁川
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当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否认这一点。但如同当年罗曼·罗兰曾经感叹的“自由啊自由，多少人假借自由之名来残害自由”那样，我们如今面对西方的人权外交，也同样可以感叹“人权啊人权，多少人假借人权之名来残害人权”。西方国家开口便是“人权高于主权”，闭口则是“人权无国界”，似乎昔日的欧洲宪兵一下子变成了今天的人权卫士，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
法治应该使人免于恐惧、免于匮乏，所以它特别注重人的安全权和生存权。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安全权则无从谈起，“饥寒生盗心”，生存权得不到保障，政治权利也不过是画饼充饥。然而，西方国家最不关心的恰巧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
50多年前，联合国成立时曾把“消除贫困”写进《联合国宪章》，而今天消除贫困依然是一个世纪话题。在过去的15年中，10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都在减少，60多个国家的人均消费以每年大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在东欧，如果以每天的收入低于4美元作为贫困的标准，那么这里的穷人数目已从1998年占人口总数的4％增加到了90年代中期的32％。在拉美最富有的1／5的人控制着一半以上的财富；贫富差距在扩大。现在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已从20年前的29个增加到了48个。更令人震惊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生活质量的差距在增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说，在保健服务方面，工业化国家平均每400人就有一位医生，而发展中国家平均每7000人才有一名医生。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44亿人口中，3／5生活在基本卫生设施匮乏的社区里；1／3没有安全的饮用水；1／4住房不足；1／5营养不良；还有13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
面对这些严峻的现实，西方国家是如何作为的呢？第一，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数量。70年代初，联合国大会提出，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发达国家亦承诺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作为“官方发展援助”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但迄今为止不仅没有达到这一目标，相反还在下降。自1990年以来，全球的援助奖金从每年600多亿美元降到了每年550亿美元，如1993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援助”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3％。第二，“嫌贫爱富”式的援助。发达国家援助的对象主要集中在自己以前的盟国，而不是最穷的国家。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数的主要设计者马赫布卜·哈克说：“仍然在过去的阴影的影响下提供援助，世界还没有作出调整以正视冷战后的现实。”海外发展委员会的报告说，较为“富有”的受援国每人可得240多美元，而最贫穷国家常常每年得不到1美元。第三，“捆绑式”的援助。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减少了多边援助，而根据政治需要和附加条件增加了双边援助。这些附加条件包括：要求受援国必须从援助国购买产品和服务；实行多党制；货币贬值；开放市场，等等。
不难看出，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并不热心、真心关注，仅有的一点援助也以有利于本国的利益为前提。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西方国家所作出的那点援助，说到底也是为了在发展中国家赚回更多的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方国家十分清楚，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太穷，无力购买他们的商品和服务，那么，他们就得不到利润、赚不到钱，就无法用在发展中国家所发的横财，回到本国推行公共福利政策。鸦片战争前，英国人一开始想用商品打开中国市场，没想到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比较穷，根本买不起。英国人这才动了歪脑筋，试图用鸦片撬开中国的大门。
所以，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策略是：让你死也死不了，因为你死了，谁来买他的商品？但让你活也活不好，因为你活得好了，他何来幸福？就是要让你不死不活——赖活着，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西方的人权外交，是生意交易，是政治讹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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