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江苏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的决定



（1997年11月27日经省人民政府第107号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35号发布）



一、第三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定点，擅自屠宰生猪的，由市、县人民政府商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取缔，并由市、县人民政府商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没收非法屠宰的生猪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３倍以下的罚款。”
二、第三十三条修改为：“经批准设立的屠宰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罚：
（一）出场肉类产品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
（二）造成病害猪流入市场的；
（三）屠宰死猪、对肉类产品灌水、掺杂、掺假的；
（四）发现生猪疫情没有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的；
（五）未凭农业部门出具的生猪检疫证明，收购、屠宰生猪的。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从未经批准的屠宰场进货，或者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可给予警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第三十六条修改为：“被处罚的单位和个人对上述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价值及本土化

李鹏1
（华东政法学院 上海 200042）


内容提要：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没有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物质补偿的制度。其理论基础在于公平正义理念之彰显，国家基于契约义务所产生的责任和公共福利的实现。我们应当在借鉴外国立法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既符合我们本土特点又具备先进理论框架支撑的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范式。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补偿；价值；本土化
On the value of Compensation of the
Criminal Victims and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

LI PE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Abstract: The system of Compensation of the Criminal Victims is a nation gives Compensation to the Criminal Victim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according to the legal procedure, because the victims were violated by criminal offence but did not get well compensatory。 Its theories foundation consists in the principle of the fair and justice, promoting the public welfares realize， it is also base on the contractual duty of a nation. We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foreign legislative foundations and set up a system of Compensation of Criminal Victims matching our n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have advanced theories frame。
Key words: Compensation of criminal victims; value;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

一、引言

自从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其光辉著作《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呼吁罪犯的人权保障以来,关注犯罪人人权的思想家和学者不断涌现。最初强调罪犯人权有力破除了封建司法黑暗,使人权阳光普照大地。但此后维护刑事被告人的人权一直标领主流,被告人本位主宰着话语垄断地位。与此相反,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却长期被大大地忽略了。随着二十世纪中叶犯罪被害人学的兴起和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护日见高涨，被害人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学者认为：在此之前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研究重点是如何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而今后应赋予被害人平等防御权，使过于向被告人倾斜的天平恢复平衡[1] 从本质上来说,公正不应偏爱任何一方,原告和被告都不应受到过度的青睐或冷遇,诉讼双方应维系在均衡状态。将罪犯权利绝对化、极端化的观念无疑是非理性的,基于社会正义的考虑，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被害人权利更破坏了国家社会秩序稳定。减轻被害人的痛苦，矫正被破坏的正义，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是公共福利的要求，也是正义的应有之意。同时国家没有有效地预防犯罪的发生和保护公民合法利益，应当承担对刑事被害人的损害补偿责任。所谓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没有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物质补偿的制度。

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

法律本身蕴涵的价值指法律制度本身所弘扬的代表的全社会进步和全人类的福祉理念,诸如正义、自由和秩序等。我们所欲建构的制度也应当是良法，具有正义的本性，并体现对人性的要求和尊重，我们的制度才会真正具有生命力。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矫正了被破坏的正义，符合理性的要求。其理论基础是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国家的契约责任和公民的信赖利益，公共福利的需要。
1、公平正义的理念
古罗马法学家乌尔庇安首创的一个著名的正义定义为“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在罗马历史早期,西塞罗也曾把正义描述为“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取向”。“正义是衡量法律之善的尺度。”[2]正义本身乃是他者之善或他者之利益，因为他所为的恰是有益于他者的事情。[3]先哲亚里士多德关于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范畴为各人应得的归于各人（suuuum cuique）的原则在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中进行检验指出了主要的检验领域。分配正义所主要关注的是在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之间进行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的配置的问题。当一条分配正义的规范被一个社会成员违反时,矫正正义便开始发生作用,矫正正义要求使受到破坏的不平等的境况回复到最初的平等状态中去。如果社会的一名成员侵犯了另一名社会成员的权利、特权和财产权，那么矫正正义就要求偿还属于受害者的东西或对他的损失进行补偿。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认为分配正义的意义不应只局限于无歧视,即人们应得到一种平等或不平等的相对地位,当政府未能提供安全与治安方面的基本保障时也可以认为是非正义的,为此发生的矫正正义就是国家也须为此承担一定的责任。
根据以上有关正义的理论,可以认为刑事被害人与普通公民一样是平等的,分配正义得到了体现。当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时,其原有的平等地位遭到了破坏, 矫正正义就开始发挥其价值和功能,即破坏分配正义的社会成员应当为其破坏行为付出代价,并使被破坏的非正义恢复到的正义之状态，矫正正义的核心是适当地追究责任。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后应当由犯罪人为其破坏性行为付出代价,即令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及给予被害人经济赔偿,以便恢复被害人失衡的心理状态及弥补其经济上的损失。
德国犯罪学家汉斯·亨梯在其《论犯罪者与被害者的相互作用》一文中还提出犯罪者与被害者是互动的观点，此后的犯罪被害人学研究结论已经证实，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可以发生角色转换，并可以发生逆变。在自由民主社会中,政府应当确保任何人都获得不会低于某一最低收入来确使所有的人都得到保护并免遭残酷地剥夺。当被害人遭受到犯罪侵害后,如果无法从罪犯处得到适当的赔偿并陷入贫困境地时,其经济地位已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态中,“没有什么不平等的现象会像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一样导致如此大的怨恨,其它不平等的现象之所以不像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那样引发极大的怨恨只是因为它们被认为不是人为的结果。”[4]被害人经济状况的不平等状况，会导致其对犯罪人及其亲属和社会产生敌对和不满情绪, 可能会实施犯罪行为，导致逆变的发生即从被害者向犯罪者方向的转化，并且会招致刑事被害人及市民对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法秩序的不信任感,进而削弱刑法的规制机能。[5 ]因此,国家应当给予被害人适当的补偿,以矫正被破坏的正义,抚平被害人失衡的心理,疏通其不满，减少犯罪的数量，防止逆变的发生，加速社会的净化和正义的实现。
2、国家的契约责任和公民的信赖利益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认为，每个人的力量和自由是他生存的主要手段，但为了使社会由一种自然状态过渡到另一种文明状态，人们就必须“寻找到一种结合形式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护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这种结合的形式即为国家。“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不曾为人所默认成公认的。这一公约一旦遭到破坏，每个人就立刻恢复了他原来的权利并在丧失约定的自由时，就又重新获得了他为约定的自由而放弃了自己的天然自由。”[6]公民个人依契约将自己的权利交给国家来行使，并形成对国家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预期，国家应保证这种预期不受破坏，政府对每个公民的命运有一视同仁的抽象责任。[7]国家必须切实保护人民的信赖利益和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如未尽到职责，则国家要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即公民如果遭侵权得不到补偿时，国家基于契约义务应予以补偿。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由于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而蒙受损失处于劣势，公民的信赖利益也受损，国家应当按照契约责任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保护公民之信赖利益。同时国家作为垄断了暴力镇压和惩罚犯罪武器的公共权力机构，承担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抚慰人民疾苦的神圣职责。国家又不允许私刑之存在，不允许公民进行私力救济，其没有尽到防范并打击犯罪的义务，无辜公民因而遭到犯罪侵害蒙受损失，又不能通过公力救济的渠道从罪犯处获得适当赔偿时，国家自然应当对其损失给予赔偿。否则，国家与公民间的权利义务便处于失衡状态，国家也违背了自己的契约义务。
3、公共福利的要求
正义还有这样一种要求，即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公共福利相一致。[8]公共福利的法律定义乃是一个特定社会在个人权利范围内接受法律调整的状况，反过来讲，如果这些权利遭到侵犯，那么这些法律就必须对他们进行保护的状况。[9]边沁指出：公共福利不能等同于个人愿望和个人要求的总合，而是构成此共同体的众多成员的利益总合.[10]一个社会在面对因形式机会与实际机会脱节而导致的问题时，会采取这样一种方法，即以确保基本需要的平等去补充基本权利的平等；[11]而这可能需要赋予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以应对生活急需状况的特权。社会福利由社会成员共同创造, 国家负有增进社会公共福利和确保公民基本需要平等的职责，某些社会成员的人身无辜遭到犯罪侵害时,国家理应运用社会福利机制予以救济，应当在个人权利与社会福利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张力。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之后,由于身体受到损害或财产受到损失,实际上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有的甚至成为社会的底层，法律就必须对他们进行保护，公共福利救济程序应当及时启动,通过给予被害人补偿的形式予以援助，使其尽快摆脱不利境地。
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权的本土架构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话语体系及环境下，如何架构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与制度，如何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需要我们理性的分析与思考。我们不能仅仅从逻辑上提出一些看起来很美的制度，而不加以法律的实证分析与考量，中国现代化法治不可能是一套精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12]什么才是我们真正可欲的结果，要在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的法治，要注意到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中国当代人的社会实践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各种知识谱系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我国被害人权利的缺失及矫正也需要认真研究我国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加以完善，要构架出一种新的良好的被害人权利矫正范式。
考虑我国的本土状况，应立足国情量力而行，给予每一个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显然无法实现。应当确立以下原则：公平正义原则、损害和补偿均衡原则、赔偿为主补偿为辅原则。首先是资金的建立，专项国家赔偿基金的筹集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可以考虑通过国家税收、财政拨款、社会捐助、罚没收入、罪犯收缴的罚金等多种渠道建立，主要来源渠道可能来自于罪犯收缴的罚金和国家税收。补偿对象一般为自然人由于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原因而使其生命、身体、精神、财产受到严重侵害且无法获得赔偿或充分赔偿。补偿条件可以限定为犯罪侵害为暴力犯罪案件，被害人无明显过错、身体或精神受到重大伤害，被害人无法获得足额赔偿，被害人同司法机关合作等。
可以在人民法院内部建立专门的被害人补偿委员会，设立专门的国家补偿基金，专款专用。补偿申请期限可以规定为2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犯罪行为侵害之日起计算。补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一般应考虑以下情形：(1)审查补偿请求报告。包括案件的详情,被害人的责任,犯罪人的责任,被害人与犯罪人可能存在的关系，被害人同司法机关的合作情况等。(2)审查医疗状况。包括伤害的部位及程度,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 (3)查阅有关保险方面的规定,确定被害人是否可以从保险机构取得补偿及数额。(4)调查被害人是否取得其他方面的经济援助。(5)调查被害人个人经济收入情况。(6)调查该案的刑事及附带民事诉讼结果。自受理当事人申请之日起30日内，应当作出补偿决定或驳回申请决定，决定书一经送达则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对驳回申请的决定或者补偿决定的内容不服的，可以在决定书送达后15日内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决定书的执行。专项基金具体可由同级民政部门管理，赔偿委员会抄送补偿决定书后，基金管理部门应及时支付。补偿金额应综合考虑被害人实际遭受损失、补偿对象的生活状况、被害人过错程度、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经济赔偿能力，当地的生活水平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因素，具体可以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标准来进行，以后随着经济发展逐年予以递增。
补偿申请不应当单一限定为刑事诉讼被告判决确定有罪后，只要被害人能够证明自己受侵害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申请国家补偿。可以考虑在被害人提出国家赔偿要求获得解决前，补偿委员会可先行向被害人提供部分应急贷款和部分费用。对于被害人是老弱病残、未成年人，国家应根据其生活来源情况予以适当补偿而不考虑责任大小，体现人道主义。如果被害人及其家属已经从其他途径获得了补偿，国家应只补偿其不足的差额。正如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勒鲁所言,“平等创造了司法和构成了司法”[13]通过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架构以矫正被破坏了的正义,平复被害人失衡的心理,使其恢复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至于因受害而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有利于防止和避免被害人逆变,从而控制社会犯罪总量，建立起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和稳定的预期,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衡平,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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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