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蔡武


［内容提要］举证责任是民事证据法中最耐人寻味的领域之一，历来学说纷纭，歧见迭出，争论不断。早期的学说从当事人举证活动的角度来观察，分析举证责任。19世纪以来，德国学者创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另辟蹊径，将审理终结时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与法院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民事实体法联系起来，并以此作为分析举证责任的基点。这种学说逐步被成文法国家的立法或判例所承认和接受，成为通说。在我国，法律要件分类说直到1980年才在理论上得到承认，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逐步获得实践的认同，而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中简称《证据规定》）的颁布则是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全面承认和推行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一个标志。本文主要论述举证责任与主张责任、提供证据责任的联系与区别，举证责任在诉讼当事人之间如何分配，并以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高法司法解释为据，着重论述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责任分配。同时分析推定的法律作用及推定与举证责任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举证责任 主张责任 提供证据责任 举证责任的分配、推定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是指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一方因法院不能认定这一事实而承受的不利裁判的危险。
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对举证责任含义的解说经历了行为责任说—— 双重含义说—— 危险责任说的变化。这一变化反映了对举证责任这一复杂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行为责任说把举证责任理解为当事人在诉讼中就自己所主张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双重含义说认为举证责任一方面是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另一方面是不尽举证责任应承受的裁判上的不利后果；危险责任说则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承担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
理解举证责任含义应注意下列问题：第一举证责任与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具有紧密联系，是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引起的诉讼上的风险。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实际上是负担这一诉讼上的风险。有争议的法律要件事实经过举证活动后会呈现出三种状态：其一是该事实已被证明为真，其二是该事实被证明为假，其三是该事实真伪均未获得证明。前两种状态均与举证责任无关，因为法院是依据已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判的。唯有第三种状态，才涉及到举证责任问题。在现代诉讼中，即使当事人主张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终结前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为了实现解决纠纷的目的，法院也不得因此而拒绝下裁判。在法律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院必须将真伪不明引起的不利诉讼结果判归对该法律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第二，举证责任是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发挥裁判依据作用的；第三，举证责任只能由一方当事人负担，而不能由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负担举证责任，此外，法院在诉讼中是不承担举证责任的；第四，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中的主要作用是引导法院在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下作出裁判。
一、举证责任与主张责任和提供证据责任
（一）举证责任与主张责任
主张责任，是指当事人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裁判，需要向法院主张对自己有利的案件事实。
当事人需要在诉讼过程中主张有利于自己的案件事实，否则同样有败诉的危险，因为当事人自己不提出这些事实，法院一般无从知道，也就不能以它们为依据作出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裁判。我国对民事审判方式进行改革后，实行辩论式诉讼，在辩论式诉讼中，为了保证程序的公正和法官的中立，法庭一般不主动调查那些当事人在诉讼中未主张的事实，因而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张责任更为明显。
主张责任也存在着双方当事人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即在诉讼中，需要明确原告应提出哪些事实作为自己诉讼请示的依据。被告应提出哪些事实作为反驳诉讼请求的依据。主张责任的分配取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按照分配举证责任的同一标准进行分配的。
（二）举证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
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为避免败诉危险而向法院提供证据的必要性。
提供证据的责任与主张责任有密切关系。在通常情况下，提供证据的责任后于主张责任而发生，在当事人已主张一定事实的情况下，才有提供证据证明的必要。但另一方面，提供证据的责任并不一定紧随主张责任而发生，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是免予证明的事实。
提供证据的责任与举证责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表现为：（1）对负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来说，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是为了避免举证责任在诉讼终结时实际发生；（2）在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负担首先提供证据的责任。
举证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之间的区别在于：（1）能否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担不同。前者可以根据预先设定的标准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后者既没有必要预先分配，也没有可能离开诉讼的具体情形来预先分配；（2）责任转移与否不同。前者按照实体法的规定或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确定归某一方当事人承担后，始终固定于该当事人，不会随着证据的提出转移于对方当事人后者则会在举证过程中发生转移。提供证据责任的转移与败诉危险的暂时转换具有对应关系，它随着败诉危险的转移而转移；（3）能否由双方当事人负担不同。前者，只能由一方当事人负担，因为如果让双方当事人对同一案件事实负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将失去作用，后者，则有可能由双方当事人负担，即一方负担提供本证的责任，另一方负担提供反证的责任。
二、举证责任的分配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含义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法院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事实真伪不明风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使原告负担一些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被告负担另一些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
举证责任是因为事实真伪不明而引起的诉讼上的风险，如果仅让一方当事人负担所有的举证责任显然有悖于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和程序的公正，因此有必要将举证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
举证责任分配的核心问题是应当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分配举证责任，如何分配举证责任才能既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又能使诉讼较为迅速地得到解决。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
１、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运用
在罗马法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经过无数实践的基础上，德国著名法学家罗森伯格创立了法律要件分类学说。它被证明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合理运用，为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我国总体上属于大陆法系类型的国家，采纳了其基本观点，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证据规定》第一、二条进一步明确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官据此分清：（1）案件的哪些事实需要证明，即证明对象；（2）需要证明的事实由哪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3）明确在哪一点上进行举证责任的转换，保障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权利的基本平衡）。
２、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的运用
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源于古罗马的“诚信诉讼”，它赋予法官以诚信和公平正义原则裁判案件的权力。因为成文法国家都会面临同样一个尴尬的境况：法律的相对滞后不能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情况予以全面涵括。这种局限性不仅体现的实体法上，在程序法上亦大量存在，尤其在证据制度上，由于法官无法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完全采用法定主义，因此，法官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其分配行为的原则。这无疑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对克服成文法局限性有重大意义。而公平原则，顾名思义是公正、平等的准则，法官在举证分配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分配结果的公平性，还要兼顾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价值体现贯穿于法官分配举证责任的全过程，无论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或是举证责任的倒置，还是特殊情形下的举证责任负担都应予以适用。
司法实践中，违反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举证妨碍，指的是一方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但由于相对方因故意或过失将诉讼中存在的唯一证据灭失或者无法提出，以至于无法证明自己的主张，导致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这一特殊的诉讼现象。实施了举证妨碍行为的当事人要为自己阻碍诉讼的顺利进行承担一定的惩罚后果，法律要求其多承担些诉讼中的败诉风险是程序正当性原则的本质要求。同时，建立举证妨碍的配套证据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对以下两种举证妨碍实行举证责任转移：其一，故意毁灭证据或伪造证据，阻止他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其二，因故意或严重过失行为造成诉讼的唯一证据灭失的。
在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的适用过程中，我们必须特别注意：（1）综合、客观地考量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举证能力是指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能力。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即使当事人使用了一切救济手段也无法平衡彼此之间的举证能力。由于出现这种举证能力强弱的情况，可能导致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法官对此要进行综合的考量。举证能力往往与证据距离有密切联系。证据距离即是当事人距离证据的远近。接受证据一方本来就是有举证方面的优势，举证能力相对而言要强些，让其承担证责任，可以节省举证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大大减少举证不能的情况出现。（2）盖然性证明标准—— 当事人举证责任免除的边际。盖然性证明标准是英美法系国家在民事证据上的一种证明标准，曾一度为我国法学界关注和热烈讨论。盖然性标准主要指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必须向法官承担说服责任，只要当事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必须向法官承担说服责任，只要当事人通过庭审活动中的举证，质证和辩论活动使得法官在心理上形成对该方当事人事实主张更趋采信方面的较大倾斜，那么该方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即告卸除—— 举证责任免除的边际。该学说将人类生活经验与统计学上的概率适用于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之情形，提高诉讼效率。
（三）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在我国的民事实体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有时对某一法律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已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无疑应根据规定确定举证责任的负担。但实体法和司法解释中直接规定举证责任的终究是少数，在未作规定的大多数情形下，仍有必要设定一定的原则来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我国司法实务中通常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并参照其他分配举证责任的学说，对按此标准不能获得公正分配结果的少数例外情形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
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我国民事诉讼中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应当是：
（1）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只须对产生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特别是件事实（如订立合同，应有遗嘱，存在构成侵权责任的事实等）负举证责任，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如行为人无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欺诈、胁迫等）则作为一般要件事实，由否认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
（2）凡主张已发生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只须就存在变更或消灭的特别法律要件事实（如变更合同的补充协议、修改遗嘱、债务的免除等）负举证责任，一般法律要件事实的存在由否认变更或消灭的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
１、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条文规定很简单，该法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民事诉讼法并没有举证责任倒置问题进行规定，只是到 后来的司法解释，才规定了一些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74条规定了五种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侵权案件和一个兜底条款，从而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但是《意见》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是不完善的。首先，它只是确立了五种特殊侵权案件要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却没有进一步规定这些特殊侵权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即原告和被告各自应对诉讼中的哪些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一些困惑。其次，《意见》遗漏了一些常见的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侵权案件，比如医疗纠纷案件等。最高法院在《证据规定》中对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作出了进一步完善。首先，该《证据规定》增加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侵权案件的种类，把产品缺陷侵权诉讼、共同危险侵权诉讼和医疗侵权诉讼囊括到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中；其次，《证据规定》较为明确地规定了各种特殊侵权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各自应承担的举证责任。
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了以下8种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１、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中，并不是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倒置，经被告证明，原告必须对与案件有关的基础事实负举证责任。２、《证据规定》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限制在8种特殊侵权案件当中，并没有囊括所有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侵权案件。
根据《证据规定》的规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只有8种比较典型的案例，但它们不能穷尽社会生活中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所有情形。根据举证责任倒置的一般原理，如果社会公众由于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受到伤害而提起诉讼，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弱者的合法权益，法律上需要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由被告举证证明自己提供的服务与原告受到的损害没有因果关系或者自己对于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被告才能免除责任，因为不论从收集与案件有关证据的难易程度还是从双方进行诉讼的经济实力来看，社会公众（服务的接受者与被管理者）都是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证据规定》对有关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侵权纠纷，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只有产品责任侵权案件与医疗侵权案件的两种，并不能包括所有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是不完善的，那么，法官应当按照举证责任倒置的一般原理，遵循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发挥司法的能动主义特征来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提供证据是当事人的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精神，提供证据的责任应当由主张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但是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证据或者人民法院出于审理案件的需要认为有必要调查取证时，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应当由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是：（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并已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和该证据线索的；（2）应当由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3）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庭审质证无法认定其效力的；（4）法院认为需自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调查收集证据，在一定程序上分担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一）人民法院依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我国《证据规则》第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1）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合法权益的事实；（2）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程序事项。（二）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我国《证据规则》第十七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1）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三、推定与举证责任
大致而言，推定与举证责任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在特定情况下，推定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责任之所以是这样分配而不是那样分配，其原因要在于推定的客观存在。
２、推定能够改变举证责任的事实对象，当事人之所以可以对此事实而不是彼事实负担举证责任，关键原因在于此事实与彼事实之间也有推定存在。
３、推定决定举证责任的转移和变化，在诉讼中举证责任之所以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转移，其原因在于推定发挥了作用。
（一）法律上的推定
浅议公益诉讼的原告

陈礼平


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不仅仅体现在对私人利益的关注，更多的应该表现在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上。目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诸如环境侵权案、违法悬挂国旗案、国有资产流失案等时有发生。而此类案件之结果往往是以法院不予受理为终或是以原告败诉为果。细细推究之，皆源于现行诉讼法对公共利益诉讼主体的认定有诸多盲区，以致民众无处告诉。而违法侵害者则变本加厉，无视公共利益以致大肆、任意践踏。本文通过对公益诉讼的概念的初步界定，并阐述其基本涵义及类型，运用横向比较、纵向分析的研究方法,提出作者的设想。
一、公益诉讼的基本涵义及类型
（一）公益诉讼的基本涵义。
公益诉讼的认识应该是基于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基础之上的。所谓公共利益是指有关社会公众（包括自然人、法人、社会组织、国家机关及社会团体、民间机构）的利益，是公有公用的利益。它“区别于社会个体的利益，又非个体利益的简单叠加。它应该是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结合”。仅就我国宪法、法律法规而言，运用到的表述就有“社会利益”、“国家整体利益”、“集体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之多，但从本质来讲它们只是表述上的差别。基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在其受到侵害时民众自然会试图通过诉讼的方式提出利益主张即公益诉讼。所谓公益诉讼，它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私人利益诉讼而言的。周楠教授在《罗马法原理》一书中提到“公益诉讼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皆可提起。”意大利法学家彼得罗.彭梵得在其著作中亦指出：“人们称那些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置的罚金诉讼叫民众诉讼。”此处所称“民众诉讼”就是指公益诉讼。目前，我国学者对其大致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益诉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益诉讼“包括所有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既有国家机关以国家名义提起的诉讼，也有法人、社会组织及自然人代表国家或民众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狭义的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提起的公诉。”另一种观点认为，“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社会组织、个人，依据国家法律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国家整体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活动。”并且认为公益诉讼不等同于公诉，“它既可以由国家授权的检察机关或政府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又可以由利害关系人以国家授权或个人的名义提起诉讼。”两种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公益诉讼的主体特别是原告的认定存在不同见解。
（二）公益诉讼的类型。
关于公益诉讼的类型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应当包括行政、民事两类，而刑事则应排除；另有学者则主张公益诉讼只局限于行政一种。笔者认为，为了便于公共利益主体提起诉讼使社会公益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对公益诉讼的界定应当采取广义的理解即自然人、法人、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国家机关及其他法律授权机构对违反法律、法规侵害社会公益的行为，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由法院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其中，当然应该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公诉”和“公诉转自诉”刑事公益诉讼。综上，笔者认为公益诉讼应当是广义的、多样化的，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救济途径。但是，我国学者及立法机构对公益诉讼的最终界定的真正障碍在于对其原告主体难于统一认识。
二、笔者的制度设想
(一)一般民众、法人、可以成为公益诉讼的首选原告。
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对保护社会公益设置了宽泛的实体权利体系，但由于这些权利常常是由不确定多数人共同享有。因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一般不被认为具有现实的公益诉权，其原告资格不被认可。但从人民民主权利的角度来看，确认一般民众的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本身就是民主政治在某一法律制度上的具体反映。依据该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法享有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人民通过选举方式将这一权利委托于国家机关，从而造成权力所有者于使用者相分离的政治现象。在某种社会条件的促使下，人民将该权力收归由自己行使，一方面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又有利于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这种条件显然应当包括社会公益遭受违法者侵害的情形。这是因为作为国家的主人，任何社会个体都有权利也有义务维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益不受非法侵害。而且，国家、社会、个人或社会组织等各方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相互关系，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所以，侵犯国家或社会利益实际上就是在侵害社会个体的利益。由此赋予一般民众对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和法律地位，在政治理论上就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诉权理论的角度来看，公益诉权是民众平等享有的一项宪法性权利。一般情况下，诉权主体就是实体权益主体，这种诉权具有双重涵义：实体主体和程序主体。但是在存有特定条件时，这种双重性又会得到分离即可能单是实体主体或程序主体。一般法理通过利用“诉权转让”、“纠纷管理权”和“诉讼担当”等理论赋予实体主体以程序涵义或程序主体以实体涵义。从而对诉权主体的范围作了扩大解释。其目的就在于在更大的限度内维护公益、制裁违法行为。与我国同属大陆法系的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所采取的就是这一理论来确认一般民众的原告资格。笔者认为，这样的制度架构有利于提高民众对公益违法行为的监督，而且这种监督要比任何一种监督方式（比如行政监督）来得有效、有力。一般民众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使公益违法行为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也有利于社会公益在最大范围内得于维护。依据我国相关民事法律的规定，法人与自然人具有同等法律地位。故在公益诉讼方面，法人与自然人同样具备原告资格。
（二）检察机关当然应成为公益主体代表国家以国家名义提起诉讼。
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力其实也就赋予了其在公益诉讼程序中的原告地位。这是因为，在我国公诉的职能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检察机关理所当然的成为刑事公诉的原告（即公诉人）。而且，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在本质上与刑事公益诉讼都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但是由于法律的缺漏使其举步维艰——检察机关无法以原告身份参与诉讼。而检察机关自身的性质和职责表明他实质上具有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代表人的身份，这种身份决定了他应当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表，对侵害公益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有的学者主张，赋予国家行政机关公益诉权，认为国家行政机关如环保行政部门其特殊的管理职责、优越的取证手段对其提起公益诉讼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笔者并不赞同此种主张，因为行政机关权力的过度膨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倘若将公益诉权赋予行政机关，这种现实将变得更加突出、严重，不利于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尤其是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制衡。在制度创设中将检察机关纳入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则恰到好处的处理了这一难题。同时也有效的防止了权利过度集中的行政机关滥用诉权的可能。且检察机关的权利行为不具有实质处分的性质，属于一种超然的中立地位，有利于检察机关正确及时有效的行使诉权，维护社会公益。当然，检查机关提出的公益诉讼必须有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诉讼中的权利分配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法律理念，赋予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享有调查取证权、优先审理权、法律监督权等权利。有的学者认为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享有调解权，即和违法者达成诉讼和解。笔者也不赞成这一主张，因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代表人并不具有对公共权利的实质处分权”。赋予其调解权往往会导致检察机关在处理公益诉讼时并发惰性、消极的诟病，从而不利于社会公益的维护。在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具有原告和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身份，和刑事公诉一样享有抗诉权，同时对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可以说，无论从权力的制衡还是从身份、性质来讲，检察机关都应当是公益诉讼的最佳原告。
（三）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也应是公益诉讼的原告。
从国外较为先进成熟的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来看，各国大多在逐步赋予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的原告资格，承认其公益诉讼主体地位。由于公益违法行为所特有的“间接性、社会性、复杂性及潜伏性”等特点，使其法律因果关系、证据的收集、事实的证明等法律技术问题非常复杂，仅就受害者个人在资力、技术、知识上是难于对抗强大的违法行为者。并且受害者在人数上的众多使得传统的普通程序诉讼、代表人诉讼难以适应。即使勉强受理在各方面也不利于对利益主体造成讼累、不经济。从这样的现实出发，笔者认为应当尽快通过立法赋予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民间环保组织、劳动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公益组织、团体）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使其享有公益诉权。一方面可以充分有效的利用本已非常有限的司法资源，避免当事人诉讼之累、实现经济诉讼。另一方面从确保诉讼原告多元的角度。最大限度地增加其提起诉讼的可能性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以，我们建议将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纳入公益诉讼地主体范围，使公益的维护在诉讼主体上得于适当、有效补充。
总而言之，对公益诉讼的原告应当作扩张性解释，赋予一般民众、检察机关、法人、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等间接利害关系人的原告资格和诉讼主体地位，修正传统的原告单元规定为原告多元化规定以全面有效地维护社会公益。当然，本文重点探讨公益诉讼原告的认定，有关被告的相关理论由于牵涉到具体个案的实际情况，难于形成系统理论，故暂不涉及。同时，在公益诉讼中原告不足、不仅仅为了社会公益而是掺杂个人目的，甚至纯粹出于滥诉而起诉的现象肯定会依然存在，各原告之间资格重叠、推委旁观等情形也会悄然出现。因此，笔者建议应在相关立法时应当加于规避，做出细致、明确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