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宿幼女罪，一个刑法中普通的罪名，近日却成了社会大众口诛笔伐的对象！一不小心登上各大媒体的头条，甚至演变成了关于“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争。在这场不见硝烟的争论中，极大的民愤冲淡了法律的理性，立法者心中秉持的法律正义在此时与社会公众主观期望的道德正义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价值错位。

因近年来，嫖宿幼女事件多涉及地方的个别公职人员和一些不法商人，而受害者多为家境困难的未成年少女。从贵州习水，陕西略阳，到河南的永成，浙江的永康，短时间内嫖宿幼女事件频发，一次次在挑战社会的道德和民众良知的底线。而发生的几起嫖宿幼女事件，各地司法机关按照“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的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相关涉案人员均判处五年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单从司法裁判的角度来讲，对此判决应并无不妥。


但是社会民众却因为那些涉案人员因该法律规定而被“轻判”而迁怒于“嫖宿幼女罪”。认为该法律规定是那些犯罪人员的“保护伞”，甚至有网友直呼对于相关罪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由此“嫖宿幼女罪”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对废除此罪名的呼声也潮水般的涌来！


抛开社会的民愤暂且不论，从社会的理性和法律的制定过程来看，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所进行司法裁判，对此事的裁判是无可指摘的。


社会民众之所以对此罪名如此的“深恶痛绝”，在同情弱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夹杂了对强势群体的不满，更有对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不公的担忧和焦虑！其实质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群体意识的“暗流涌动”。


一连串的事件彻底点燃了民众积攒已久的愤怒和不满。


相比社会民众对此罪名的善恶之论，存废之争，学界和司法界对此罪名却显得出奇的低调淡定。


嫖宿幼女罪在1986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被首次提及，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是这一罪名以单行刑法的形式被独立出来。在1996年进行的刑法修订中，该罪名一度被移进刑法分则（嫖宿按强奸论处），在1997年3月13日全国人大主席团通过草案将嫖宿幼女罪单独定罪。


对于此罪名的由来和制定过程看，直接引发民众不解和愤怒的是该事件的涉案者应该按嫖宿幼女罪定罪处罚还是应该以强奸罪论处。民众看来对于社会影响如此恶劣，对未成年少女伤害极大的事件，必须对涉案者处以重刑。而现行刑法对嫖宿幼女罪的最高刑期不过是十五年的有期徒刑，而若以强奸罪定罪则最重可 以判处死刑。


但是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有着相对严格不同的法律构成要件，不能仅仅遵从客观定罪的原则，而忽略主观的动机和意识，以免对公民权利扩大化的形式追究，从而一定程度上更广范围的维护人权，减少死刑的设置，与我国现行的“少杀、慎杀”的形势政策相符。


而且立法者立法的初衷对着两个罪名所保护的利益也有所不同，强奸罪直接设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类，而嫖宿幼女罪则被设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类，由此可见刑法的这两个罪名所要保护的法益是不同的。强奸罪侧重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法益，而嫖宿幼女罪则是更倾向对社会秩序整体法益的保护。


从公众由“嫖宿幼女罪”所引发的争论中看到，民众对社会公平的期盼，和对自身在社会安全感的诉求方面一定程度上对重刑主义依然存有心理上的“依赖”。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中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只能依赖公权力来维护他们最基本的人权！


也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人们争论的焦点实质为：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时期，面对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刑事案件，人们对轻刑主义和重刑主义的选择辩论之争。


我国传统法制观念延续下来的重刑主义影响深远。重刑主义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人民生活的安宁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针对社会的发展在严格刑事法律与灵活刑事政策之间做一个平衡的转变和选择。


近年来，人权主义观念的盛行我使们的社会民主和法制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国家从对人权的保障到尊重，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对人权的重视。但我们不能将人权一味的泛华，而不顾社会和法律的理性和严谨，一味认为保护人权就应实行轻刑主义，重刑主义就是“野蛮”。


刑罚的公正在于是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在侵犯公民权利的犯罪中，给受害者以公正。


现行的轻刑主义一味倡导保护“罪犯人权”比使之得到其应有的惩罚和对被害者的救助更加重要。轻刑主义一定程度上将弱化法律的威慑力和预防力，法律本质就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实施运行，“温柔”从来不是法律的“性情”。轻型主义者对刑法文明和犯罪人权在理解上存在一定误区。文明与公正刑法是可以共存的。保护犯人的人权也不能用牺牲刑罚的公正去换取保障人权的“虚名”。从而易使社会和民众面临罪犯（出狱后）的二次侵害。对罪犯人权的保障我们可以通过对其合法辩护权及其他法定权利加以保障。并不是每个罪犯都会从心底忏悔其所犯的罪行，我们对“恶人”宽容，就是在对“善良”的轻辱漠视。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的社会影响恶劣和极其暴力的刑事案件，不能说与轻刑主义的司法裁判无一点关联。轻刑主义的蔓延将会使民众缺少社会安全感刑事犯罪，进一步使人们对司法和立法机关产生不信任。


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

（2012年6月19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我市第五个法制宣传教育五年规划已经顺利实施和完成，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做好法制宣传教育第六个五年规划的组织实施工作，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和《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结合我市实际，决议如下：
　　一、紧紧围绕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战略要求，深入学习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法律法规。在突出学习宣传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的基础上，围绕“率先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州”的核心任务，深入学习和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保障改善民生以及社会管理创新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反腐倡廉法制宣传教育，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的法律观念，形成崇尚法治、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社会氛围，为贯彻实施我市“十二五”规划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坚持分类指导，进一步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用法，着力提高依法执政能力，提高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公务员要系统学习和掌握与履行职责相关的法律法规，熟知基本法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能力。各级政府和相关单位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落实法制副校长制度，培养青少年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要开展面向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诚信经营、依法管理和抵御风险的意识和能力；要广泛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切实提高群众参与基层自治和其他社会管理活动的意识和能力，增强外来务工人员和村（居）民的法律意识，树立守法从业、依法维权的观念。
　　三、坚持开拓创新，进一步丰富法制宣传教育的形式和方法。各级政府和相关单位要把法制宣传教育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注重运用典型案例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实效；要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等各类媒体的作用，积极开辟专门时段和版面进行公益性法制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平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使政府网站和专业普法网站成为群众学习法律知识、获得法律教育的有效途径；要通过开展“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法治广州宣传教育周”等主题活动，鼓励、引导和规范法制宣传教育志愿活动；要丰富法制宣传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进乡村、进社区的内容和形式，进一步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完善公务员法律学习培训制度，把法制宣传教育纳入公务员理论学习规划和干部培训机构教学课程。
　　四、完善法制宣传教育的组织领导和保障机制。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要认真执行《广东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把法制宣传教育纳入工作的总体计划和目标管理，建立健全法制宣传教育领导机制、运行机制和工作责任制。各级政府要在普法经费、人员、教材、设施等方面加大保障力度，把普法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各部门要安排相应普法工作经费。各区、县级市要落实市普法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加大财政投入。
　　五、加强对本决议贯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要进一步完善法制宣传教育考核评估机制，加强年度考核、阶段性检查。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要切实组织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第六个五年规划，做好中期督导检查和终期评估验收，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市、区、县级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依法行使职权，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推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