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许多刑事法律体现了对严重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例如，根据《武装惯犯法》（ACCA）的相关规定，曾有3次暴力重罪前科的被告人，再犯重罪，将被判处最低15年以上的监禁刑。为准确认定被告人的犯罪前科是否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进而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加重处罚的依据，美国判例法确定了类型化审查的基本方法。本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阐释判例法理依据的代表性案例。


一、基本案情、审理经过和案件争点

2007年9月13日，被告人米歇尔·德斯坎普因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而被陪审团定罪，这是一项重罪，法定最高刑为10年监禁刑。德斯坎普此前曾有5次犯罪前科，其中入室盗窃、抢劫和骚扰等犯罪均系重罪。根据《武装惯犯法》（ACCA）的相关规定，曾有3次暴力重罪前科的被告人，再犯重罪，将被判处最低15年以上的监禁刑。检察官依据《武装惯犯法》的上述规定，建议对德斯坎普加重处罚。

德斯坎普主张，其入室盗窃前科并不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在该入室盗窃案中，德斯坎普接受了辩诉交易。根据加州刑法第459条的规定，行为人进入特定地点意图实施盗窃或者任何重罪都将构成入室盗窃罪。尽管入室盗窃罪通常要求破门而入、闯入或者类似的行为，但与大多数州刑法有关入室盗窃罪的规定不同，加州刑法并不要求行为人进入特定地点的行为本身是违法的。因此，加州刑法的规定比“典型”入室盗窃罪的范围更加宽泛。德斯坎普据此主张，无论其所犯入室盗窃罪是否包含非法进入特定场所的行为，由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不对称性，都不能将该罪作为《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

华盛顿东区联邦地区初审法院认为，德斯坎普之前所犯抢劫罪、入室盗窃罪和骚扰重罪等前科，均属《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对于德斯坎普的主张，初审法院指出，修正的类型化方法（详见下文分析）允许法院查阅特定的文件，包括辩诉交易记录，从而确定德斯坎普在辩诉交易中是否承认自己实施了“典型”入室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行为。该案辩诉交易记录显示，检察官指控德斯坎普犯罪时破门进入一家商店，德斯坎普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初审法院认为，据此可以认定德斯坎普的前科属于“典型”的入室盗窃罪，即《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进而加重了对德斯坎普的处罚，判处德斯坎普262个月的监禁刑，这比该罪本身应被判处的刑罚多出1倍。

德斯坎普对量刑结果不服，向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以下简称“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前科必须被正式提起指控并接受陪审团的审判。只有当3个前科重罪指控都得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才能加重处罚。

上诉法院指出，初审法院在量刑时判断犯罪前科是否属于比“典型”犯罪更加宽泛的罪行时，可以通过查阅特定的文件来确定前科的事实基础。德斯坎普在辩诉交易笔录中的认罪答辩，反映出该前科事实符合“典型”入室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基于修正的类型化方法，上诉法院驳回了德斯坎普的上诉理由，维持了原审量刑裁决。

联邦最高法院批准了调卷令，认为修正的类型化方法并不适用于有单一构成要件，但比“典型”犯罪范围更加宽泛的犯罪。联邦最高法院以8比1的绝对多数，撤销了上诉法院的裁判。


二、前科作为加重处罚依据的两种审查方法

根据《武装惯犯法》的规定，暴力重罪是指任何使用、意图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或者使用爆炸物入室盗窃、纵火或者敲诈勒索，或者其他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健康的行为）且应判处1年以上监禁刑的犯罪。为确定被告人的前科是否属于该法所规定的“暴力重罪”，美国判例法确立了类型化方法和修正的类型化方法。

1990年泰勒诉合众国案件（Taylor v. United States）的判决，确立了“类型化方法”的基本规则，即：比较制定法规定的前科犯罪与“典型”犯罪（即通常所理解的犯罪）的构成要件。如果前科犯罪与“典型”犯罪的构成要件相同，或者被后者所包含，该前科犯罪就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相应地，如果制定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比“典型”犯罪范围更宽，根据该法认定的前科就不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即使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实际上符合“典型”犯罪的构成要件。可见，类型化方法关注的焦点是犯罪构成要件，而不是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与此同时，泰勒案件的判决还提到，对于少部分案件可以适用修正的类型化方法，即：对于制定法规定选择性犯罪构成要件的案件，除了审查构成要件，还可以查阅案件的起诉书和陪审团指示等文件。例如制定法对入室盗窃罪规定了选择性构成要件，法院在量刑时不审阅相关材料，就无法确定被告人的罪行是“典型”的入室盗窃罪（闯入住宅）还是非“典型”的入室盗窃罪（闯入机动车）。因此上述情形下，应当允许法院在量刑时查阅相关的法律文件，确定被告人究竟是基于制定法的哪个选择性构成要件而被定罪。

在2005年谢帕德诉合众国案件（Shepard v. United States）中，泰勒案件所确立的规则得到了具体适用。马萨诸塞州刑法对入室盗窃罪规定了选择性构成要件，除涉及住宅外，还包括船只和汽车。仅凭法律规定本身，无法确定谢帕德究竟基于哪个选择性构成要件被定罪。因此，法院在量刑时需要查阅相关的材料，包括认罪答辩协议笔录或者法官与被告人的会谈笔录，进而确定被告人究竟是承认闯入住宅还是船只或者汽车。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法院需要确定认罪答辩的事实基础，只是判断该认罪答辩所涉及的犯罪构成要件与“典型”犯罪是否相同。近期陆续作出的多个判例进一步强调指出，这种审阅相关法律文件的做法仅适用于制定法规定了选择性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


三、上诉法院对判例法的认识误区

上诉法院对泰勒等案件确立的判例法规则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制定法如加州刑法第459条的规定，可能包含单一的但比“典型”犯罪范围宽泛的犯罪构成要件，法院在量刑时可以审查定罪的事实基础，即：通过查阅起诉书、陪审团指示和认罪答辩笔录等材料，确定究竟基于哪些事实对被告人作出定罪裁决。

这种做法将以犯罪构成要件为基础的审查变为以证据为基础的审查，即：不再关注事实裁判者能否认定制定法有关犯罪的界定与“典型”犯罪符合，而是关注检察官的指控能否使事实裁判者作出上述认定。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法院的做法违背先例，与类型化方法的理论基础背道而驰。

该案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武装惯犯法》相关规定的制定背景；二是陪审团与法官在裁判领域的职权划分；三是具体审查方法的实践操作难度和公正性。

首先，从《武装惯犯法》相关规定的制定背景看，该法对有3次暴力重罪前科的被告人加重处罚，关注的重点是犯罪前科而非犯罪本身。从立法意图看，国会希望法院在量刑时仅仅关注被告人的犯罪前科是否属于“典型”犯罪，而不考虑犯罪前科的事实本身。上诉法院未能正确理解国会的立法意图，其审查起诉书或者认罪答辩笔录的目的不是为了审查前科犯罪的制定法依据，而是审查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本身。德斯坎普并不是因为“典型”的入室盗窃罪而被定罪，因为加州刑法第459条对入室盗窃罪的规定并不要求非法侵入特定场所的要件。不能用假设的方法来认定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典型”的犯罪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上诉法院的做法正是国会所努力避免的。

其次，就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有关陪审团与法官在裁判领域的职权划分而言，对于加重处罚的量刑事实，必须由陪审团基于证据作出认定，并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前科，就属于此类量刑事实。因此，法院在量刑时不能认定与犯罪前科相关的事实，因为这属于陪审团的职权范围。该案中，上诉法院实际上基于自身对非构成要件事实的调查和认定而对被告人加重处罚，这与宪法原则存在冲突。

最后，上诉法院的做法在实践操作中存在困难，而且可能导致不公正。认罪答辩记录或者起诉书中的相关事实并非定罪所必须，这些文件所涉及的内容通常并不确定，而且被告人通常不会对非构成要件事实进行抗辩。本案中，德斯坎普就可能会认为相关事实与定罪无关而默认了检察官的主张。他可能不会想到自己当时的沉默会在将来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此外，在辩诉交易中，被告人放弃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就是为了换得较轻的指控，如果这被视为被告人对较重罪行的认可，并据此对其加重处罚，将导致对被告人的不公正，而且有违辩诉交易的制度初衷。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问题的关键始终在于，制定法有关被告人前科犯罪的构成要件与“典型”犯罪是否符合，无论是基于历史的、宪法的还是实践的理由，上诉法院的做法都是不当的。


四、联邦最高法院对德斯坎普案件的判决意见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基于判例法规则，修正的类型化方法只能用来确定选择性构成要件中的哪个要件是对被告人定罪的基础。如果被告人前科犯罪涉及单一构成要件，就不能适用修正的类型化方法。

律师工伤保险问题研究

吕为锟

2006年5月中旬，惊闻青岛市两名年轻律师在济青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身亡，悲痛和惋惜之余，我自禁地想起律师工伤保险问题。律师因在上下班或者出差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伤亡是否为工伤？律师是否能够享受工伤社会保险待遇？因现行律师管理体制造成律师事务所的定位不明，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所保护的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律师难以受到该条例的保护，不能享受工伤社会保险待遇，成为全国律师共同的悲哀。研究和解决律师工伤保险问题，对于完善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科学律师管理体制，均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一、国家工伤保险制度和律师工伤保险问题

1995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法》第七十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第七十三条又规定，劳动者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1996年，原劳动部根据《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发布《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2003年4月27日，温家宝总理签署第375号国务院令，公布了《工伤保险条例》，并规定从2004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的适用范围扩大，覆盖了各类社会组织，包括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等，为各类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依法享受工伤社会保险待遇提供了法律依据。

国办、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均是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的，它与由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的企业单位不相同，与由人事编制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的事业单位不相同，与由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也不相同，与国家机关更不相同，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所保护的任何五类社会组织，律师是否受《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目前，律师事务所普遍地没有交纳工伤保险费，律师发生工伤后不能从政府工伤保险管理机构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60条中规定“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发生工伤的律师是否可以向单位请求工伤保险待遇？众所周知，未经工商行政部门登记的企业单位，其职工发生工伤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按照《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十九号）的有关规定处理。那么，未经人事编制部门登记的事业单位，未经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员工发生工伤后申请工伤认定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是否应当认定为工伤？2004年7月中旬，我参加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青岛举办的劳动仲裁员资格培训班，取得劳动仲裁员资格，在学习《工伤》课间休息时，特地到讲台前向授课老师递纸条，请教上述问题。授课老师担任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长，主管全省工伤保险工作。老师说：“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暂不予受理。”律师受工伤申请工伤认定，劳动保障部门不予受理，意味着律师受工伤后不能被认定为工伤，律师不可能从单位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律师提出的工伤认定不予受理是否正确？劳动关系受法律保护，是认定工伤的前提，如果劳动者为童工或者用人单位为非法用人单位，因违法而不能形成劳动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从而不能认定为工伤。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确认非法用人单位时，以未经法定登记机关注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为标准，因国办律师事务所未经人事编制部门进行登记并取得事业法人登记证书，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未经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并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均取得司法行政部门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仅相当于行业经营许可证，与企业单位未经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并取得企业单位营业执照一样，难以确认为合法用人单位，属于非法用人单位。目前，农民工发生工伤后申请工伤认定的，劳动保障部门一般地可以认定为工伤，他们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律师发生工伤后申请认定工伤的，劳动保障部门不予受理，律师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只能根据雇用或者合伙法律关系按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处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律师的法律地位比农民工的法律地位低，也说明现行律师管理体制存在毛病。

二、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的产生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组织可以划分为四类，即国家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新生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利用非国有资金主办的企业单位被称为“民办企业单位”或者“合资企业”等，纳入了“企业单位”的范畴，统一由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利用非国有资金主办的事业单位，例如民办学校、民办医院和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等，没有被称为“民办事业单位”，纳入“事业单位”的范畴，统一由人事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因为许多学者认为，事业单位具有明显的“国有”的特征，前者加上“民办”二字，显然不合乎逻辑。这些新生经济组织对经济发展直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管理方面存在法律空白，相关行政部门自己批准，自己登记，自己管理，普遍地存在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的问题，不利于国家统计和宏观调控。

1996年8月28日，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将我国“民办事业单位”改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确立了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简称“中央统一登记精神”。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总理朱?基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颁布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明确界定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第2条）。同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颁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明确界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第2条）。与此同时，民政部原社会团体管理司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地方民政部门也新设或者将社会团体管理部门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管理办”、“民间组织管理股”。民政部门在开展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工作时，许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不配合，登记管理工作遇到许多困难。1999年，“法轮功”邪教组织暗地自己登记，频繁制造事端，社会稳定受到极大影响，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岌待加强。1999年11月1日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11月23日国务院召开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会议。11月25日文化部发出《文化部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的紧急通知》。12月28日民政部长多吉才让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规定举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应按照下列所属行（事）业申请登记：（一）教育事业；（二）卫生事业；（三）文化事业；（四）科技事业；（五）体育事业；（六）劳动事业；（七）民政事业；（八）社会中介服务业；（九）法律服务业；（十）其它（第4条）。民政部在发布《办法》的同时，决定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用两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 揭开了我国70多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管理工作的序幕。复查登记工作开展后，多数部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条例和民政部办法，指导本行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了民政登记，但司法部除外。2000年6月7日司法部副部长段正坤签发《司法部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司复［2000］4号)，“上海市司法局：你局《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沪司发请〔２０００〕５７号）收悉。经研究认为，律师事务所是依据《律师法》及《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设立的律师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经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后依法成立，不应再进行民政、工商等形式的登记。”从此，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没有按照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成为全国罕见的“定位不明”社会组织。

三、律师事务所定位考查报告

关于律师事务所的定位问题，律师界争论了多年，至今没有定论。许多律师主张“中介组织说”。根据《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有关规定，国办、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均属于“中介组织”。中介组织有多种组织形式，有的由工商行政部门登记，属于企业单位，有的由人事编制部门登记，属于事业单位，还有的由民政部门登记，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由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的中介组织，属于哪一个类社会组织？“中介组织说”提示了律师事务所具有中介作用，没有从组织形式上揭示国办律师事务所和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分别属于哪一类社会组织，无法解决定位问题。

2001年夏天，我曾以法学会员和律师双重身份来到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有一位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到底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哪一个部门进行登记？”科长答：“根据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法定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登记。”“难道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吗？”我一边争辩一边把司法部制定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复印件拿出来，让科长看。科长不屑一顾，说：“司法行政部门是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不是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与登记管理是两码事，你们当律师的人一听就明白，还用问吗？”我的脸红了起来，没有一点儿争辩的勇气，象学生请教老师一样询问如何申请登记。科长详细介绍了进行民政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与企业单位进行工商登记相类似，但必须具有有关行政部门作出的审批文件，否则不予登记。科长强调说：“如果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来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它在税收、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优惠待遇，迟早有一天，非来进行登记不可。咱市有的律师事务所已经注册登记了，尚未登记的，请赶快前来登记。”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问：“是吗？不可能吧！哪一家登记了？”我请求看看登记档案，眼见为实。科长欣然同意，从档案橱中抱出几个档案盒放在我的面前，里面均有由东港区司法局盖公章的审批文件。原来，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进行了注册登记，均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被核准登记为 “（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科长办公桌上还放有一份《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表》，排列着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名称及其联络员姓名、职务和电话等，其中日照市司法局联络员姓名边永生，职务为政策研究室主任。我特地来到日照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室，直问边主任：“你是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吗？为什么不联络？”边主任认真地答：“市局指派我担任联络员后，我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有关行政部门联络员会议，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省司法厅发来一个不准进行民政登记的文件，我根据市局领导的安排停止了联络工作。”他从文件档案中找出《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转发的通知》（鲁司发通［2000］67号）。我又特地拜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长刘忠贤，问：“全国各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为什么你们登记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一样，只有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才算依法成立。”刘忠贤科长兴致勃勃地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收费受物价部门限制，税务部门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理的，我区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后，仅凭着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以非企业为由拒交企业所得税，非常有效，税务机关从此不再来征收了……”在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干部中，象刘忠贤一样贯彻落实党的统一登记精神的人，廖若晨星。我国有成千上万个区县，只有极个别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律师行业出现混乱局面就不足为怪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全部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并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正确地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为解决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笔者在法人制度理论方面主张“法人五类说”。《民法通则》确立了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和社团法人等四类法人的法律地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又确立了民办非企业法人的法律地位，从理论上说，我国共有五类法人，简称“4+1=5”。根据这一理论，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应当由人事编制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行政部门是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没有登记管理权。

四、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的必要性和方法论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对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登记管理是合理的，其他行政部门也是如此。民政部开展复查登记工作后，其他行政部门均不敢自己登记了，司法部以贯彻执行《律师法》为理由继续自己进行登记，理由是否充分呢？《律师法》第19条之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没有规定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如果《律师法》已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那么司法部没有作出批复的必要，司法部所作批复是对《律师法》作出的扩大意义解释，履行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的法律解释权，实为部委增设行政许可，不是符合而是违背《律师法》。中办发[1996]22号文件明确规定“所有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都必须依照有关法规办理登记手续和接受年检，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不登记或不接受年检”。中办发[1999]34号文件规定“除《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明确规定可以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以外，所有民间组织都必须依法由民政部门统一登记，其他任何部门无权登记、颁发证书”。司法部所作批复显然违背上述两份中央文件。《律师法》在先，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国务院条例和民政部办法均在后，前者与后三者存在一定的冲突，但不是完全对立的。如果司法部在民政部开展复查登记期间贯彻落实后三者，要求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设立后须经省级以上民政部门进行登记，那么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属于“民间组织”大范畴，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凡是经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都是贯彻执行中央统一登记精神的，凡是没有进行民政登记的，就是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是违法的。司法部规定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危害无穷，律师工伤保险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司法行政部门非法进行登记并非法进行年检，乘机收取巨额注册费（或会员费），每年给每一位律师造成数千元的经济损失。2004年6月16日司法部长张福森发布新的《合伙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0号），“有1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条件已具备了民办非企业法人条件，却不具备民办非企业法人资格，增加了合伙人的风险，“有3名以上合伙人”和“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等合伙条件远远高于民政部“二人以上”的规定，且不允许开办个体律师事务所，高筑起律师开办新所的障碍，以“规模”代替“规范”。我国律师执业环境呈现出“三高一低”特点，即“高障碍”、“高税费”、“高风险”和“低保障”。许多律师入不付出，不得不另谋职业，许多律师向当事人乱收费以维持收支平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自从2000年司法部依法规避中央统一登记精神以来，全国律师管理工作误入歧途，律师行业进入漫长的“冬季”，全国执业律师人数一直维持在11万多人，六年内几乎没有增长，与经济快速发展不相适应。司法行政部门做了大量管理工作，对无权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移交民政部门，抓住不放，对有权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下不抓，即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没有全力管，正如下列对联所描述，“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旧拓展，新拓展，非法登记丢拓展。”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司法部先后三次发布《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均未承诺贯彻执行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和国务院条例，仅用于掩盖律师管理政策偏差而已。因现行律师管理体制违背中央统一登记精神，违反了《律师法》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造成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发展迟缓，所以它具有“三伪”特征，即“伪政治”、“伪法治”和“伪科学”。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律师行业是法律服务业的主要主体，是法律服务业规范和拓展的重点。民政部早已将“法律服务业”列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第九类，敞着登记管理的大门。司法部只有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民政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废止《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定统一的《律师事务业务管理办法》，建立“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业务管理与同级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相分离”的“两分离”一级管理体制，在业务管理范畴内建立“司法行政部门与律师协会管理相结合”的“两结合”二级管理体制，推动《律师法》修改，解决法律与政策、行政法规相冲突问题，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才能正确地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广大律师才能受到《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法律服务业才能迎来规范和拓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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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为锟，男，1964年6月出生，参加高考、成人高考和自学考试先后分别毕业于临沂师专外语系、曲阜师范大学英语系和山东大学法律自学考试，1993年考取律师资格，1994年从事律师工作至今，现任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律师，擅长办理经济纠纷、人身伤害赔偿、劳动争议和刑事辩护等律师业务，在省级以上杂志上发表论文三篇、自传一篇，在互联网上发表论文多篇，坚持“用律师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法学理论变革中国”的学术理念。2000年8月曾被中共日照市委、日照市人民政府授予“日照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荣誉称号。
通讯地址：山东省日照市天津路123号。邮政编码：276826。工作单位：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13806336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