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内强奸”之探讨
（作者 黄乔稳 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法学）

【内容摘要】 婚姻存续期间，丈夫违背妻子的意愿，采用暴力或其它方式与妻 子发生性行为，能否构成强奸罪的问题，一直是许多国家法学界人士争论的问题之一。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国家在对 "婚内强奸"行为的法律规定和认定上也不尽相同。本文对婚内强奸罪，这个在司法实践中和司法理论界都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作全面地分析和阐述，并强调其具有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 婚内强奸 罪刑法定 强奸行为 强迫性行为

“婚内强奸”一直是个极敏感的话题，我国法律目前对此尚无明确规定。近年来，婚内“强奸”是否成罪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大多数观点将之称为“婚内强奸”，指的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婚内丈夫能否构成强奸罪的主体?当今法学界争议颇大，大多数国家都对“婚内强奸”的成立持否定态度，因此，本文主要就“否定说”作一些探讨！
　 一、“婚内强奸”的构成条件和强奸罪不同
“婚内强奸”它仅发生在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双方之间，发生不合意的性行为之时。一般指男方在女方不原意或明确表示拒绝时，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式强行与之发生性行为的行为。行为主体的独特性决定了行为环境的独特性，从而也决定了它区别于其他强奸罪。性行为则是婚姻关系的主要内容，夫妻双方均有要求性行为的权利和提供性行为的义务。正是由于上述特点的存在，婚内强奸不能以强奸定罪，解释如下：第一、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应当忠实。这就限定了夫妻任何一方性行为的唯一性，且同居是双方应尽的义务。这决定了一方有权要求另一方履行义务，权利受到拒绝时，维权者具有一定范围内的强制履行权。以不造成严重后果为限。第二、我国《刑法》的强奸罪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婚内构成强奸。法无明文不为罪。如果仅以违背妇女意志为标准的话，认定强奸罪，婚内强奸在司法实践中将有许多问题无法克服，能否正确实施我想也不好把握。
婚姻关系是一种基于双方合意的民事契约关系，婚姻关系的建立对夫妻而言都意味着一种承诺，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任何一方都有与另一方同居的义务，性生活无疑应是夫妻共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在合法婚姻关系基础上的婚内性生活的合法性不容置疑。正因为如此，好些国家都对婚内性关系采取保护态度，把非婚姻关系作为强奸罪成立的前提条件。
二、婚内强奸——丈夫构成强奸罪的主体不应该成立
婚内丈夫不能否构成强奸罪的主体，因为新《刑法》把“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取消了“类推制度”，并未有“强奸妻子罪”这一法律规范，因此对新《刑法》第２３６条规定的犯罪主体，不能作任意扩大解释，应根据立法原意，依法定罪量刑，既不能感情用事、曲解法律，也不能机械地套用法律、乱定罪名、滥施刑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是“婚内强迫性行为”。
“ 婚内强迫性行为”不构成强奸罪，即不存在婚内强奸。主要依据是：（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应该有“奸”的问题存在。因为按照有关汉语辞典的解释，所谓“奸”，是指奸淫，它与通奸、强奸一样，是非婚姻关系内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丈夫与妻子间无奸可言。另外，构成强奸罪必须同时具备“强”和“奸”两个条件。其中，“强”是手段、形式；而“奸”才是强奸罪的前提和本质。光“强”无“奸”，不是强奸，有“强”有“奸”，才能定强奸。（2）婚姻契约论。即婚姻是男女双方自愿订立的以长久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一种民事契约。根据婚姻契约，妻子已经事先承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服从丈夫的性要求，丈夫不需要在每一次性生活前都必须征得妻子的同意。因此，以这一合法契约为前提，即使丈夫违背妻子的意愿强行进行性行为，也不属于强奸罪的范畴。（3）道德调整论。即合法的夫妻关系受法律保护，夫妻双方均有性生活的权利义务，因此，丈夫不应该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如果丈夫违背妻子的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则属于道德调整的范围。（4）如果认为这种婚内强迫性行为构成强奸罪，那么势必会使得丈夫经常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会给家庭生活带来不稳定的因素，而且可能导致妻子歪曲或者捏造夫妻生活的真相，使妻子报复丈夫的手段合法化。（5）如果丈夫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与妻子发上性行为，那么，妻子拒绝的并不是性行为本身，而是丈夫的暴力或者胁迫行为，因此，也不应成立强奸罪。
夫妻之间有同居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婚姻法》规定，合法的婚姻产生夫妻之间特定的人身和财产关系，同居和性生活是夫妻之间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基本内容。夫妻双方自愿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义务所作的肯定性法律承诺，而且这种肯定性承诺如同夫妻关系的确立一样，只要有一次概括性表示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始终有效，非经合法程序不会自动消失。因此，在结婚后，不论是合意同居，还是强行同居，甚至是丈夫不顾妻子反对，采用暴力与妻子强行发生性关系，均谈不上对妻子性权利的侵犯，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违背妇女意志的强奸行为。而且，婚内性关系兼具合法性、合理性、复杂性、隐蔽性、持续性等特点。丈夫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妻子性交的行为，不构成对妻子的“强奸”，即认为“婚内无奸”。
试想：如果丈夫强迫妻子发生性关系能被称为强奸的话，夫妻正常的性生活是否也可以叫做通奸或和奸？如果丈夫强迫妻子发生性关系能被判强奸罪的话，丈夫以暴力手段向妻子要钱要物是否构成抢劫罪？丈夫瞒着妻子从家里拿钱拿物是否构成盗窃罪？
三、“婚内强迫性行为”不是强奸行为
“婚内强迫性行为”与强奸的本质区别是：强奸的行为主体不享有与被强奸主体发生性行为的权利，强奸者所实施的暴力或胁迫手段的目的是，首先“取得”这种发生性行为的权利然后使用它，丈夫与强奸者的不同正在于他享有与妻子发生行为的法定权利，丈夫强迫妻子发生性行为勿需取得发生性关系的权利，他对妻子实施暴力或胁迫的手段，实质上是对其法定性交权利的滥用，不存在强奸问题！
1、从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角度上讲 强奸罪的本质特征是非法性关系，而婚内性关系是合法的。婚内丈夫与妻子发行性交，是双方在行使自己权利同时也在履行义务，虽说丈夫有时滥用权利，但不能构成强奸罪的主体。丈夫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妻子性交行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有一层特殊的夫妻关系。可以这样说，只要妇女自愿与男子发生性交行为，男子的行为就不能是强奸行为，因为这时男子已获得与妇女发生性交的权利。男女一旦自愿结为合法夫妻，表明男女双方自愿将性交权利终身授予对方，并经过婚姻登记机关的“注册”、“公证”(履行登记手续并颁发《结婚证》)，且得到法律的默示、认可，随之受法律保护，除非依法解除婚姻关系，双方才将这种权利各自收回。我们不能置夫妻间的婚姻关系于不顾，丈夫即使违背妻子意志，而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只能是说丈夫滥用自己权利。所以说，对新《刑法》 第236条即强奸罪的犯罪主体，应认定不包括婚内丈夫，其犯罪对象(妇女)不包括婚内妻子 。刑法对强奸罪的构成主体，应当排除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子，丈夫强迫妻子不属于刑法调整范畴。强奸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权利，即在违背妇女意志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婚内强迫性行为”不是强奸行为。
2、从婚姻法学等角度上讲 婚内强迫性行为虽是违背妻子意志，但不违法，属道德调整范畴。夫妻关系是具有夫妻身份而产生的人身关系，夫妻之间相互享有身份权，这一身份权突出体现在互以对方为配偶，并互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丈夫之所以有丈夫的权利，因为他具有丈夫的身份，妻子之所以享有妻子的权利，因为她具有妻子的身份。“人们把第三者同有夫之妇或者有妇之夫之间的性关系称之‘不正当的两性关系’，除因它是不道德的以外，就是因为他(她)们之间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夫或妻的身份。相反，谁也不把夫妻间的性关系说成是‘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是“正当的两性关系”。男女双方一旦确立了合法的夫妻婚姻关系，便会随之形成夫妻间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双方同居，过性生活，既是夫妻双方享有权利，也是双方所负担的义务。
我国《婚姻法》 第7条规定:男女双方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 符合婚姻法的规定，取得结婚证的，即确立夫妻关系。夫妻关系确立后，夫妻间就产生一系列权利与义务关系，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第9条)， 夫妻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第14条)，夫妻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第18条)等等 。婚姻法等法律法规唯独没有规定夫妻间有过性生活的权利和义务。男女之间一经登记结婚，即建立了夫妻关系，这种关系受法律保护，显然法律保护合法的夫妻间的性行为。也就是说，夫妻一方都有要求另一方与已过性生活的权利，同时，夫妻任何一方也都有与另一方过性生活的义务。这种特定的权利义务随着夫妻关系的确立而建立，并随着夫妻关系的解除而消灭。只要夫妻关系存续一天，相互间所发生的性行为即是合法的，任何人都不得干涉。有鉴于此，丈夫与妻子进行性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作为妻子有义务应丈夫的要求与其进行性行为。因此，丈夫虽然采用的手段不当，都不能因此而定其为强奸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性行为是“违背”妻子意志的，但却不属违法。
3、从心理学和生理学角度上讲 性行为是夫妻间情感的一种需要。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反映着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人的情感需要既是生理上的需要同时也是感情上的需要。夫妻间性交是“性与爱”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的 。这也是我国婚姻立法基本精神，原则上要求男女双方“以至爱为前提”，“双方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履行结婚登记手续”。“性爱”分离的婚姻关系不是我国婚姻法所倡导的，如买卖婚姻、拉郎配，包办婚姻等，对准予离婚法律也规定“感情确已破裂”为标准。婚姻关系具有两属性即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其自然属性当然包括夫妻间的性生活，婚姻法保护合法的婚姻关系理所当然地保护婚内性行为，这既是夫妻间的权利也是夫妻间的义务。我国婚姻法规定婚姻以夫妻间感情为基础，而性关系是夫妻间感情的自然属性，是婚姻家庭赖以形成的自然因素。这种自然属性是婚姻家庭关系区别于其他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如果没有上述种种自然因素，人类社会根本不可能出现婚姻家庭。因此，我们对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其自然规律对婚姻家庭所起的作用，正是以这种自然属性为根据的。
4、从社会学等角度上讲 夫妻之间离不开性生活，性生活是维持沟通增强夫妻感情的桥梁和纽带。“性生活是婚姻关系的重要内容，是保持、沟通和增进夫妻感情的重要手段，是夫妻间感情领域的首要特征” 。国外有的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夫妻有同居的义务。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示夫妻间双方必须过性生活，不规定性生活的时间、地点、方式、次数。但是司法解释说: “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疾病的，或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它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 是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标准之一。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夫妻间有同居的义务，是受我国国情和传统习惯的影响，是法律的默示。但是，认为性生活同等于债权债务关系的观点，也是于法不符的，于情不合的，正因为如此，法律对于夫妻婚内性行为，不加任何干涉，既使丈夫不经妻子同意，强迫妻子过性生活，也不构成违法，更不构成犯罪。
四、“婚内强奸”遭遇现实问题——中国暂不可行
面对国内有些提出“婚内强奸”概念并力主将其立法的意见，《检察日报》曾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质疑，认为应在中国现阶段的特殊时空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文章反问：就算“婚内强奸”确实已经具备了强奸罪之构成要件，我们就一定应该在现实条件下将其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吗？即使国外的存在将“婚内强奸”立法化的趋势，我们就可以不加分析地依葫芦画瓢吗？主要指出：
1、惩罚丈夫就能维护妻子吗？ 目前，国内认为婚内强奸可以成立者之所以博得了越来越多的拥戴，是缘于其“保护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的初衷。文章认为，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对妻子造成的伤害是客观存在的，认定“婚内强奸”为“强奸罪”，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良苦用心也值得充分肯定，它似乎可以保证妻子在此时获得相对公正的对待。但是，需要追问一句，为了补偿妻子一时之感受而不顾其日后之处境（假如丈夫被追究了刑事责任甚至被判了刑而双方又没有离婚的话，妻子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她促使丈夫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开始新一轮的恶性循环），这样的法律能成其为“正义的化身”吗？退一步说，即便是惩罚丈夫真的维护了法律上的妻子的人身权利，就能以此为理由而将婚内强奸以强奸罪论处，从而去践踏否定论者们事实上所追求的法秩序吗？
2、个人自由大过社会秩序吗？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否定论与肯定论的分歧，实际上是秩序与公正的冲突，具体的说，就是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的冲突。从应然的角度讲，秩序和公正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当二者不能兼顾时，法律，特别是刑法必须在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应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取舍的标准并不相同，应当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但总的来说，我国仍处于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转型时期社会失范的情况比较严重，社会价值标准的重心仍然应该定位在社会秩序上，个人自由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前提，在社会秩序与个别公正发生冲突时，只能舍弃个别公正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链条，其和谐稳定是整个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而且，夫妻间的信任也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因此，将相对于全社会而言只占极少数的“婚内强迫性行为”一概犯罪化，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无疑将远远超过其所可能保护的利益。
文章阐述说，赞成“婚内强奸”与否的争论，实际上是秩序与公正的冲突，由于性生活的隐蔽性及夫妻之间特有的身份关系，实际上是社会秩序与个别公正的冲突。倘若将“婚内强奸”一概犯罪化，对社会秩序之破坏是现实的毫无疑问的，而若法律在原则上不规定婚内强奸而交由司法机关自由裁量只会导致可能的个别公正的丧失（的确有妻子反对的只是暴力的方式而并非性交的要求本身的情况；况且，还有司法裁判作为运送正义的“最后防线”）。在秩序与公正之间，在社会秩序与个别公正之间，我们希望“鱼与熊掌兼得”，但是“二者不可得兼”呢？实际上，如果将妻子的性的自由权利称为“个人自由”，将由无数个家庭和谐连结而成的社会稳定视为“社会秩序”的话，上面的疑问涉及一个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比较与衡量问题。
3、 传统文化目前能够接受吗？ 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看，中国历来都是以家而非个人为基本单位，强调的是人情与人伦而非人权，以和谐的人伦关系为理想典范。倘若一个妻子跨越整个家庭宗族人伦网络，将置身于偌大姻亲人伦关系网中而受到众多批评责难。因此，漠视妇女在家庭宗族网络中的地位，而只知“空降”婚内强奸的法律改革是根本行不通的。
文章进一步表示，在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中国究竟应当以个人为本位，还是以社会为本位，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应采取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传统文化的渐变等等诸多环节。只是我们丝毫不必隐讳，我国目前的社会实际上还是一个社会本位的社会，个人仍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集体，依附于社会，个人独立人格缺乏。
文章还指出，在正常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种强迫性行为发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夫妻之间发生摩擦，一时怄气，或者是妻子处于不适宜进行性行为的特殊时期，或者可能是双方感情破裂，只是还没有提出离婚请求等等。但是，无论是由于哪种原因，都不应当认定为“婚内强奸”，针对具体的情况，夫妻双方可以进行调解，或者认为婚姻没有存续下去的必要时可以向法院提出离婚请求，或者一方的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或故意伤害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并且已经分居的情况，虽然双方已经分居，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提出离婚请求，说明双方还在维系这种形式上的婚姻关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认定为“婚内强奸”并不妥当。
五、在现实背景下“婚内强奸“说不通
据《中国社会报》2000年3月29日报道:“上海性社会研究所中心对全国14个地区7786人的调查，丈夫要求性交，妻子不愿意而丈夫有强迫行为的，城市居民占20.56%, 农村居民中占17.6%” 。那么说全中国则有20.56%至17. 6%个丈夫因机械套用刑法第236条规定，均得进监狱里“走一回”，这样一来，按目前各地监狱规模还得扩大几十倍，才能够装得下这些犯有“强奸妻子罪”的丈夫。而且强奸罪为重罪，并非“不告不理”，如果机械套用刑法第236条， 那么只要司法机关掌握婚内“线索”和“事实情况”，就得依职权行使立案、侦查、拘留、逮捕、公诉、审判、执行权。其后果将是造成家庭不稳定、 社会不稳定。 家庭不再是夫妻间“避风港” “温馨的安乐窝”，而是“娶妻如取虎”，丈夫们整日提心吊胆过日子，生怕哪天妻子不高兴，自己就进了监狱。从立法和司法践实上看，确立“婚内强奸”也不是方向。
我国的现行刑法以及1979年的刑法，对丈夫能否构成强奸罪的主体，都没有排除或者规定。但专家提出配偶权、夫妻忠实的依据是:第一、 男女之间有互相忠实、互相扶助、互相继承遗产、相互间有同居等权利。从理论上讲，结婚是一种承诺，是男女双方许可对方有在遵守道德的情况下有目的地同配偶性交的权利，同时也有满足对方性交的义务，对承诺应该实现。第二，从制度上说，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姘居、通奸等行为违背了一夫一妻制的规定。第三，从国外的立法来看，许多国家都规定夫妻有互相忠实的义务。故保护公民的配偶权很有意义。所以，确定配偶权自然也就无所谓“婚内强奸”了。在国外，一些国家和刑事立法明确规定，丈夫强迫妻子的不构成强奸罪。例如，德国、瑞士刑法典就把强奸罪的对象限制为无夫妻关系的女性。在美国某些州，强奸罪仅仅是指男方未经除自己妻子以外的女方同意，使用暴力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民间有句俗话:锅碗瓢勺没有不相碰的，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夫妻间闹点矛盾，以致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也是常有的，不可小题大作。不可把“婚内强迫性行为”当作“婚内强奸”。
因此，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发生性行为不应该构成违法和犯罪。丈夫不经妻子同意，违背妻子意志，采取暴力或威胁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行为，原则上不能作为犯罪来对待，情节特别严重的，可按虐待家庭成员罪来处理，但不应列入强奸罪。如果夫妻因感情确已破裂，诉讼离婚的，法院调解同意离婚的，只要一方拒收《民事调解书》或者调解不成判决离婚的，在判决书尚未生效期间，或者一方提出上诉至二审法院未作出维持离婚判决之前，他们的合法婚姻关系仍然存在，此时丈夫强迫与妻子发生性行为，仍不能构成强奸罪，如后果严重的，可按侮辱妇女罪处理；对于已领取结婚证明，尚未同居也未曾发生性行为的，或者夫妻因感情破裂长期分居，而丈夫采取强迫手段与妻子发生性交，仍不能构成强奸罪。
在现实背景下，将婚内强奸不作犯罪处理可能是一种无奈的但却是理性的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决定着中国社会将变得更加自由，人将更为独立和更为个体化，刑法对个人自由的保护也将更为有力。由于丈夫与妻子身份关系的特殊性和家庭生活环境的特殊性，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婚内强奸的界定非常困难，惟一标准是盾丈夫有无违背妻子的意愿并且是否使用暴力或威胁手段来达到目的，可这家庭婚姻内部的隐私问题，法律怎能分得清哪次是妻子同意的，哪次是违背妻子意愿的? 哪些是情节属暴力或威胁，哪些情节不属于暴力功威胁? 综上所述，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们的婚姻关系还没有被解除，他们仍然是夫妻关系，仍然互为家庭成员，不管是正常的夫妻生活中，还是在离婚诉讼期间，只要法院的裁判文书还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他们的婚姻关系还没有解除，丈夫采取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交行为，都不能构成强奸犯犯罪的主体，情节严重的，应按虐待家庭成员、伤害、侮辱妇女等罪定罪判刑，“婚内强奸”不应该存在。
总之，“婚内强迫性行为”不是“婚内强奸”，如果将这种本应由道德调整的关系，硬要升用法律来调整，我认为弊大于利，不是立法的方向和本意。

【参考资料】
①《新刑法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孙国祥主编，1999年6月出版。
②《民法学》王作堂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重版，Ｐ521。
③《婚姻法教程》扬大文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
④《婚姻法教程》扬大文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Ｐ3—4。
⑤《心理学》伍棠棣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
⑥《中国社会报》 2000年3月29日三版刊登《上海判决我国首例“丈夫强奸妻子罪”》作者:胡喜盈；《“婚内强奸”在我国为数甚多》作者:金瑛； 《能否将婚姻分成正常和不正常两个阶段》作者: 上海天宏律师事务所吴平；《判决会给今后的司法实践带来困惑》作者: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法院钱小兵； 《婚内妇女有权拒绝丈夫性要求》作者: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沙运萍；《强奸罪的关键就是违背了妇女( 包括妻子)的意志》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吴晓芳。


在写作过程中曾参阅许多资料和书籍，对此一并表示感谢！　


　　关键词: 非讼程序/审理对象/一般非讼事件/真正诉讼事件/审理界限
　　内容提要: 非讼程序审理对象相当广泛，既包括无争议的非讼事件，也包括存在争议的真正诉讼事件。这些事件多以公益性强、继续性事实或法律关系、法官裁量性、需迅速处理、具有形成作用为主要特点。就审理界限而言，德、日最终虽然都接受了形式界限说，将其委诸于立法者的政策，但受各国整体法制环境影响具体表现并不相同。我国民事程序法应注重非讼程序多重功能的发挥，如此既能避免诸多事件转化为纠纷后再以诉讼程序解决，又能解决大量不适应诉讼程序解决的争议。


作为一个聚合性概念，非讼程序最初以各类非讼事件审理程序的形式存在。1898 年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典制定并于通则中确立非讼事件的共通原则、制度及规则后，非讼程序逐渐发展成为一类体系化、独立的民事程序。不过，构成其审理对象的非讼事件在内涵和外延上却并不确定或一致，不同国家及地区类型有所不同，同一国家及地区亦因时期不同而有所不同。我国民事程序法虽然没有采用“非讼程序”、“非讼事件”这组概念，但程序法和实体法对于具有这种性质的程序和事件都有涉及，比如《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特别程序所规范的事件，除选民资格案件外，在性质上均属非讼事件。比较而言，我国非讼程序审理对象范围过于狭窄。这种状况既可归因于立法的模糊或者缺失，也源于我国理论上对非讼程序功能认识上的偏颇[1]。近年，因法院诉讼案件审判压力的增大，非讼程序开始受到重视。2012 年 8 月 31 日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即增加了调解协议确认和实现物权担保两类非讼事件。可以预见，随着民法典制定及我国理论界逐步接受民事程序分类理念[2]，还会有更多事件被纳入非讼程序审理范围。但我国理论上至今未就哪些事件可以适用非讼程序展开深入探讨，这无疑会使立法具有盲目性。有鉴于此，借助比较法就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非讼程序审理对象进行整理分析是必要的。考虑到问题的典型性，本文将主要围绕德国和日本两国展开研究。
一、审理对象之一：一般非讼事件
一般非讼事件是指没有争议的非讼事件。这类事件是非讼程序初始形成的基础或者说主体。
（一）一般非讼事件的类型
德、日一般非讼事件范围比较宽泛，它涉及民、商事及家事等法律领域。由于类型复杂，很难整理出全部事件，这里仅就主要事件做一整理。具体而言，民事领域的一般非讼事件包括[3]：宣告社团法人解散、选任清算人、剥夺社团法人的权利能力、许可召集社团总会、选任临时董事、清算人及董事的报酬，这些主要是基于法人内部管理而产生的事件；社团登记、对法人名称等的确定；指定保存分割共有物证书的人；信托关系人（包括受托人、监事、信托管理人、信托监护人等）的选任及改任、信托关系终了、信托关系清算；动产质权实现许可。
商事法律领域是非讼事件集中的主要区域，主要涉及公司非讼事件和拍卖事件。具体而言，公司非讼事件包括：公司登记、命令公司解散、选派或解任公司清算人、撤回股东业务执行权、股东申请检查公司财产、决定清算人报酬额、许可阅览公司相关书类、选任帐薄资料保管者、选定临时管理人、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清算、公司重整、决算审查人的选任和解任。拍卖事件[4]主要是买受人解除契约后为履行保管义务对物的拍卖以及船舶所有人对运输品的拍卖。
家事法律领域非讼事件较多，主要因为这一领域社会公益性较强，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与处分权通常会受到较大限制。国家作为一般非讼事件处理的事件类型主要包括[5]：不在者的财产管理及宣告失踪；宣告丧失亲权、管理权；子女姓氏变更；收养许可；许可终止收养；未成年人监护及成年人监护，包括选任监护人、保佐人或者监护监督人，辞任监护人、保佐人或者监护监督人的许可，解任监护人、保佐人或者监护监督人，决定监护人报酬等；继承事件，包括申报限定继承、抛弃继承、选任继承人财产管理人、分割继承遗产、选任遗嘱执行人、给付遗嘱执行人报酬、遗书审查、撤销遗嘱；夫妻财产登记[6]；夫妻财产管理的变更。
（二）一般非讼事件的特点
以上虽非德、日一般非讼事件的全部类型，但由这些事件足以反映这类非讼事件的特点：
公益性较强。尽管关于公益性的内涵在我国学界争议较大，但德日等国家及地区学界通常认为所谓公益是对任何不特定第三人的保护[7]。换言之，某一法律行为可能会损害不特定第三人利益时就可以被认为是对公益的损害。这一特点在上述家事事件中自不待言，在民商事法律领域体现也尤为明显。民事法领域以社团法人事件为例，社团法人基于非法目的设立，或者在设立后从事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活动的，在德、日法中均认为是对公益的侵害。日本法中可以宣告该法人解散[8]、德国法中则规定了法院可以剥夺社团法人的权利能力[9]。商事法领域如临时选任公司管理人事件[10]，公司负责人缺员或者负责人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而损害任何与其进行经济往来的第三人的利益，这也属于对公益的侵害。所以日本法和德国法均规定法院可依申请为其选任临时管理人。由此，就避免了损害发生后再以诉讼形式弥补，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公益。
多体现为继续性事实或法律关系。继续性事实或者法律关系是从时间延续角度展开的。学界关于继续性事实或法律关系的直接讨论较少，但关于继续债的关系讨论较多。从继续性债的关系的描述中，可以大致推论出这类事实或法律关系的特点。德国学者 Wiese 认为，所有的继续性债之关系依其性质可以无限地延续[11]；Gschnitzer 认为，一切继续性债之关系能够不消灭地存续，并且在不抵触其本质的前提下，源源生成一系列的权利义务。这种特性可称为“继续性债之关系的不可消耗性”[12]。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把继续性事实或法律关系的特点概括为时间的无限延续性和行为的持续实施性。诸多一般非讼事件均能体现这一特点。以收养关系为例，收养关系虽因法院宣告而成立，但收养本身就是持续性行为；并且这一关系持续期间，法院始终负有监护职责，一旦发现有法定原因时均可依职权废止该关系。当然，并非所有继续性事实或法律关系均可作为非讼程序审理对象，只有那些存续期间内需要结合各种情势变化借助于国家公权力不断调整的事实或法律关系才能如此。
具有时效性、需迅速处理。所谓时效性是指某种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发生时法院必须尽快做出裁判，以避免给关系人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危害。以监护人选任为例，监护人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被监护人能力的不足，在监护人缺位时应及时予以确定。再以选任公司清算人为例，在依法不能确认清算人时，事件进展已经陷入僵局。法院必须迅速确认清算人才能化解这种僵局。应指出的是，这一特点在商事非讼事件中体现的尤为突出，这是由商事法律关系的迅速性、定型性、营利性等特点决定的[13]。
裁量性。诸多非讼事件涉及的实体法律规范缺乏明确内涵，仅提供一种指导性判定，需法官结合具体案件综合平衡后始能做出判决。以决定监护报酬事件为例，《德国民法典》第 1836 条 2 款规定，监护法院必须许可向监护人或监护监督人给予报酬。报酬额按照监护人对执行监护有用的专业知识以及监护事务的范围和难度来确定。显然，条款自身并没有提供一个准确的给付标准，具体如何给付需要法官进行裁量。非讼事件的裁量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具有未来性。法官进行的积极性、协助性干预旨在形成某种新的法律状态。诚如三月章教授所言，“非讼事件中法官的裁量性判断是一种创设的、展望的判断”[14]。某些诉讼事件中虽然也存在着“显失公平”等不确定概念需法官进行裁量，但这种裁量是针对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法官基于公平所进行的一种回顾性评判，目的是解决已经发生的纠纷。第二，部分非讼事件的裁量虽也具有形成作用，不过它与离婚、婚姻取消等形成诉讼是存在着本质区别的。后者是由法院确认法定形成要件的有无来引起法律关系的变动，是一种与形成要件相联系的法律效果；前者与形成要件无关，只是一种更广泛的行政裁量或者说处分而已。
二、审理对象之二：真正诉讼事件
真正诉讼事件指原本运用诉讼程序解决，后基于合目的性因素被移至非讼程序下审理的诉讼事件。它表面虽为非讼事件，性质上却为诉讼事件。把非讼程序审理对象扩展到真正诉讼事件的做法源于德国，是德国为弥补民事诉讼程序自身缺陷所衍生的一种制度。日本最初并没有系统地、全面地研究这一理论，只是到了二战后才逐渐用它来分析日本的法现象。正因如此，两国关于真正诉讼事件呈现出两种完全相异的立法例。
（一）德国法例
德国法例的特点是以某些特别类型的诉讼事件为真正诉讼事件。从现行法而言，德国法中的真正诉讼事件在民、商事及家事法律领域均有所体现：民事法律领域的真正非讼事件包括[15]：质物拍卖合意不成立时法院的决定、夫妻双方就日常生活事务相互代理的争议、有关增益财产补偿[16]的争议、有关补偿退休金的争议等；商事法律领域的真正诉讼事件包括[17]：有限责任股东或者隐名合伙人关于特别检查权的争议、检查人与发起人间的争议、关于监事组织的争议、出席股东大会股东与董事间关于告知权的争议、公司与年度终结检查人间关于年度结算及营业报告规定解释的争议、特别检查人对年度结算确定的争议、不执行业务股东对红利分配的争议、公司合并或转化为有限公司的争议；家事法上的真正诉讼事件包括：扶养事件、夫妻财产事件、因解除婚约、婚姻、亲子及见面交涉权等而产生的请求事件、同性恋关系事件；其它单行法上的真正诉讼事件，主要见于农业法中关于继承权及延长收益租赁契约的争议、婚姻住宅及家用物处理条例中关于婚姻住宅及家用物分配的争议、住宅所有权及长住权法中关于住宅所有权的争议、恢复法上的有关争议。
类似的以某些特别类型事件作为真正诉讼事件的状况在日本法中亦有存在，尽管它在日本法中未成为主流。典型例就是《日本借地借家法》第 42 条所规定的争议事件。《日本借地借家法》是日本规范土地和建筑物的租赁、借用等流转的法律规范。1966 年借地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因情势变更引起的借地条件变更、建筑物扩建和改建的许可、建筑物转让及租赁权让渡和转让的许可、建筑物拍卖·公卖及用地租赁权让渡的许可等[18]诉讼事件改用非讼程序处理。
（二）日本法例
在德、日等国家及地区中，日本法例属于一个较特殊的现象，就是将调停这种非对抗性纠纷解决方式作为非讼事件纳入非讼程序调整范围。这种现象是非讼概念在日本的扩大，也是日本在法移植过程中吸收本国传统要素的产物。不过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历史的产物，而非理论的逻辑形成。最初引入调停制度的是 1922 年《借家借地调停法》[19]，旨在利用情理来维持共同体秩序；1932 年《金钱债务临时调停法》[20]确立了替代调停的审判制度。所谓替代调停的审判是在调停委员会进行的调停没有达成协议希望的前提下，法院认为适当时可以听取调停委员的意见，并权衡双方当事人的衡平，权衡案情，在不违反双方所申请旨意限度内，以职权做出解决案件的裁判[21]。《金钱债务临时调停法》审议过程中，调停被与非讼事件联系在一起。立法者认为，理论上虽然诉讼事件和非讼事件的界限比较模糊，但前者是权利确认后者是权利形成这一点大致是清晰的。如果把诉讼事件简单地在政策上依据非讼程序处理会产生违宪的问题，而调停和替代调停的审判[22]本来属于权利创设，非讼事件具有权利形成的特点，所以将它们解释为非讼事件就不会产生违宪的问题[23]。但这种联系并没有在立法上做出明确规定，1947 年的《日本家事审判法》和 1951 年的《民事调停法》[24]才明确地将调停规定为非讼事件。
日本民事调停主要适用于农事、商事、矿害、交通、公害等民事纠纷领域。家事调停则适用于夫妻同居及其它互相扶助义务、变更财产管理者以及分割共有财产、因婚姻产生费用的分担、指定子女监护人及其它有关子女监护、财产分配、亲权人指定或者变更、废除推定继承人（取消该废除决定）、抚养的处分、遗产分割等家事纠纷[25]及人事诉讼纠纷。2011 年《日本家事审判法》修改时把抚养事件中抚养义务的设定（或取消）和废除推定继承人（或取消该废除决定）移出家事调停[26]，仅作为家事审判对象。
关于为什么把调停和替代调停的审判作为非讼事件并且是真正非讼事件。日本学者佐上善和教授认为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它起初是日本为维持共同体秩序而非权利性、非法律性解决争议所确立的制度；第二，调停在强化判断因素的同时也贯彻了强制妥当性，依此谋求纠纷的解决；第三，调停过程中，采用排除私法自治原则、由国家代之补充当事人意思欠缺的职权主义纠纷处理方式，来形成合目的性裁判和新的法律秩序[27]。
（三）真正诉讼事件的特点
德、日真正诉讼事件虽然存在着上述类型和内容的差异，但它们均是一国民事纠纷解决体系在诉讼程序应对社会纠纷出现困难时自我调整的产物，只是实现路径不同，它们的共性仍然是显著的：
所涉及实体法规范亦多具有抽象性特点，需法官自由裁量。真正诉讼事件涉及的实体法规范在设定权利义务时，多数并没有包含具体内容，一般留待民事主体自由决定；在民事主体间约定不清晰发生争议时，只能由法官裁量。例如，《日本民法典》第 707 条规定，在共同继承人没有达成协议或不能达成协议时，各共同继承人可以请求家庭法院对其进行分割；有特别事由时，家庭法院可以规定期间，就遗产的全部或一部分禁止分割。法典如此规定在于，作为遗产的物或者权利的种类与性质千变万化，不同事件下分割方式、时间及地点等具体内容也就差异相当大，很难统一规定。法典规定不明晰也意味着很难采用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础的对抗方式解决这类争议，因为在对抗结构中当事人必须依照法律规范提出主张并承担证明责任，它是以法律规范明确、确定为前提的。运用非讼程序，法院则可以积极地调查证据、斟酌各种情形，以形成裁量性判断。当然，这种裁量性更多的是一种回顾性评判。
多数真正诉讼事件亦多体现于继续性法律关系中。与一般非讼事件相似，真正诉讼事件亦多存在于继续性法律关系中。以日本法婚姻费用分担争议为例，婚姻费用分担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内会一直存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只能待争议发生后由法院裁决。其他诸多真正诉讼事件亦具有这一特点。这里易产生疑问的是调停是否属于一种继续性法律关系。从调停适用的范围及目的而言，其主要目的仍是维持既有法律关系。当然，这种维持并不是原封不动，而是修复性维持。调停通过延期清偿、债务减免、变更履行条件等修正合同的不公平，通过排除不公平或定型的法规适用对一般、定型法律关系进行妥当性处理；依此实现法律关系的继续性。
多由形成诉讼转化而来，具有形成的特点。真正诉讼事件多由形成诉讼转化而来，由借助对抗式的形成要件审查转而采纳职权式审查。这样做的原因在于：第一，非讼事件与形成诉讼具有历史亲缘性。非讼程序中“利用裁判的形成”这一观念比形成诉讼概念出现更早，很早就一直有学者主张“形成诉讼本质上就是非讼事件”[28]；并且事实上，非讼事件的裁判也多为形成裁判。第二，形成权的审查也符合非讼程序的特点。形成权的行使通常存在当事人单方行为与借助法院形成裁判两种方式。由法院审查形成要件实质就是把本来委诸于私法自治原则处理的法律形成关系基于某种政策考量置于法院监督之下。限制当事人处分权、导入职权主义，由法院运用职权主义进行判断、裁量更符合法院审查的特点。
公益性较强。公益性在家事事件中体现尤为突出，这一点由前述一般非讼事件也可以看出。它不仅涉及到未成年子女或者家庭中弱者利益保护的问题，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细胞，它还关系到社会伦理等一系列道德准则。日本在二战不久就借助家事审判和家事调停实现了家事事件的全面非讼化。德国则一直把这类程序规定于民事诉讼法典中，2009 年非讼程序法修改时也把这类程序全部移到了非讼程序法典中，实现了家事争讼事件的全面非讼化[29]。如此做的目的是运用一致程序将相牵连的纠纷、非纠纷尽可能一次性、迅速处理解决。
三、非讼程序审理的界限：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的界分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一般非讼事件与真正诉讼事件特点大致是相同的。二者的区别只是法院介入时间不同。前者是纠纷未发生时法院即以监护角色参与民事权利义务或法律事实的形成；后者则是待纠纷发生后法院以裁决者的身份介入纠纷的解决。一定意义而言，真正诉讼事件是处于一般非讼事件的延长线。立法者把真正诉讼事件从诉讼程序内移至非讼程序下，目的是摆脱诉讼程序对形式主义的过分追求，转而以迅速、弹性、经济的方式来解决纠纷[30]。随着真正诉讼事件的不断增加，非讼事件的类型结构显然已经发生改变，非讼程序逐步成为了与诉讼程序相并列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然而，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是两类性质相异的程序，非讼程序缺乏基本的程序保障，程序除追求合目的裁判外，还不得不考虑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程序利益等，所以运用非讼程序审理诉讼事件总应是有限度的，否则会损害当事人的程序基本权。那么非讼程序的审理界限止于何处呢？换言之，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如何界分呢？
对于这二者的界分，德、日曾经存在着两种基本观点：一是实质界限说。该说认为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存在着实质性界限。该说又可区分为目的说、手段说、对象说等观点[31]。二是形式界限说。依照该说，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的界分只是立法政策问题，法律规定采用非讼程序审理的就为非讼事件；反之，就是诉讼事件。最初，研究者也一直坚持实质界限，但真正诉讼事件的不断增加致使非讼事件变得越发混杂，最后不得不放弃实质界限的探寻，把之委诸于立法者进行斟酌。目前来看，形式界限说在德、日已逐渐成为主流观点，但这种状况的形成也与各国立法者对非讼程序的调整、修正亦是密不可分；并且，因两国法制整体框架的区别，这一观点的具体实施状况是有所区别的。
（一）德国法例
德国法关于非讼程序审理对象的限制主要来自于《德国基本法》第 103 条第 1 款。这一条款要求任何人都有在法院面前的审问请求权。该权利是德国二战后基于战争对人类基本权利侵害的反思于基本法中确立的，被视为程序保障的基本内容。它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得到了很好确立，但因德国非讼程序法制定后一直到本世纪就没有修订，所以这一权利并没有直接引入法典。不过，虽然法典没有明确规定，但司法实务却通过判例的方式逐渐确立了它在非讼程序中程序基本权的地位。由此，运用非讼程序审理诉讼事件自然也不会产生违宪问题。2008 年德国非讼程序法修改时在法典中直接规定了审问请求权的各项内容。至此，运用非讼程序审理诉讼事件于立法上已经完全没有障碍。
（二）日本法例
日本关于非讼程序审理对象的限定也主要来自于宪法的规定。《日本宪法》第 32 条规定，任何人都不能被剥夺在法院接受裁判的权利。第 82 条第 1 款规定，裁判的对审和判决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这两个条款同时使用了“裁判”的用语，就它在两个条款内含义是否一致存在着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观点。否定说认为，两个条款中运用的“裁判”没有任何关联：第 32 条是指国民在法院接受裁判的权利，强调审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第 82 条第 1 款强调的对审和判决这两种审判行为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完成。换言之，第 32 条并没有国民必须接受诉讼程序裁判的意思；第 82 条第 1 款也没有说所有的裁判都必须经过对审程序[32]。但肯定说却认为这两个条款存在着关联：第 32 条所谓的裁判，除第 82 条第 2款规定的例外情形外，都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以对审和判决的方式进行。对于这两个宪法条款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了非讼程序审理的界限。依据否定说，只要裁判是由法院做出的就符合宪法，法院运用非讼程序审判诉讼事件也不构成违宪；肯定说则认为，诉讼事件必须采用公开、对审及判决的方式进行审判，这意味着诉讼事件不能运用非讼程序审理。20 世纪 60 年代后，肯定说一直居于通说地位。
为解决立法中出现的上述冲突，日本最高法院将权利区分为实体性权利义务（纯粹诉讼事件）与具体内容（非纯粹诉讼事件）。前者涉及到权利义务自身是否存在必须通过公开、对审及判决的方式审理；后者可以采用非讼程序由法院从监护的立场进行裁判。并且，运用非讼程序做出裁判后不影响关系人对于实体性权利义务自身的争执。日本最高法院是这样阐述自己的理由的：“宪法第 82 条规定裁判的对审及判决需要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但是就什么样的事项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采用对审及判决，宪法并没有设置任何的规定。由于确定法律上实体权利义务本身为固有司法权的主要作用，相关争讼通过非讼事件程序或者审判程序以决定形式裁判是回避前述宪法的规定，即使是通过立法方式也是不允许的。因而，关于该条款的合理解释应是，对于法律上实体权利义务的争议，应当在公开的法庭上采用对审及判决形式。……为了促进当事人协议解决，首先可以尝试调停，调停不能的再转移到审判程序，在非公开的形式下继续审理，事实的探知及必要的证据调查则由法院依职权进行。比起诉讼程序而言，这种方式能够实现简易迅速地审理，采用决定的形式也更符合有关身份关系事件的特点。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些义务仍然是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所以终局性地确定权利义务本身还需要在公开的法庭上通过对审及判决的方式做出。……在民法没有具体规定时，家庭法院从监护的立场出发，基于合目的性观点，通过行使裁量权形成权利的具体内容是必要的。此时，家事审判法的审判具有形成效力，它在性质上为非讼事件的裁判，因而不需要通过对审及判决的方式做出。……判决确定后，虽然关系人不能就裁判的形成效力进行争执，但在公开法庭上通过对审及判决的方式就同居权利义务本身进行争执的途径并没有封闭。”[33]
这种选择反映了日本最高法院在解释非讼程序审理界限的艰难选择：一方面它力图保持非讼程序功能扩展的合宪性，发挥非讼程序在民事纠纷解决领域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运用这一程序可能对民众程序基本权的侵害。不过，最高法院所担心的侵害程序基本权问题随着 2011 年 5 月 25 日非讼事件程序法和家事事件程序法通过已基本得到解决。这次立法修订全面强化了当事人及其他程序关系人的程序保障，宪法第 32 条的理念在非讼程序中亦得到了全面落实。
结 语
非讼程序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事件类型化法理，这既能够为非讼事件提供一般性程序，又可以结合事件自身特点制定特殊的审理规则；借助程序的运行，既能够发挥国家监护作用预防各类纠纷的发生，又能够在纠纷发生后迅速、快捷地予以解决。这就使实体法所蕴含的立法价值和目的考量得以充分实现。另外，非讼程序功能并非我国理论界通常理解的仅是确认事实、预防纠纷。真正诉讼事件大量增加后，形成已经构成了非讼程序的基本功能之一。通过真正诉讼事件，它实质上发挥着诉讼程序“减压阀”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还解决了调停这种东亚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在现代西方法制内如何定位的问题。因而，可以预见非讼程序完善必定会成为克服我国民事司法内容诸多困境的有效路径之一。



注释:
[1] 郝振江：《论非讼程序在我国的重构》[J]，《法学家》2011 年第 4 期。
[2] 关于民事程序分类理念的论述，请参见傅郁林：《分界•分流•分层•分类——我国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基本思路》[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王亚新：《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程序分化》[J]，《中国法学》2011 年第 4 期。
[3]参见《日本一般社团法人及财团法人法》第 47 条、第 75 条 2 项、第 87 条、第 197 条、第 188 条、第 210 条、第 216 条、第 261 条；《日本民法典》第 40 条、第 75 条、第 262 条第 3 款、第 354 条；《日本非讼事件法》第 92 条、第 93 条；《日本信托法》第 57 条第 2 项、第46 条第 1 项、第 123 条第 6 项、第 131 条第 5 项、第 165 条第 1 项、第 180 条第 1 项。《德国民法典》第 21、29、37、43、55 条；1898 年《非讼事件程序法》第 159 条。（文中涉及的日本民法典条款请参见渠涛：《最新日本民法》[M]，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德国民法典条款参见陈卫佐：《德国民法典》（第 2 版）[M]，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