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物权法定主义及物权自治趋势

滕之杰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在物权法诸多的原则中，它最具特色，并被认为是“物权法构造的重要支柱之一” ⑴物权法定原则的产生有其极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动因和理论根据，它对物权种类和内容进行限制，稳定了社会经济关系，减少了交易成本，保障了交易安全。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交易活动的日益频繁，纯粹的物权法定主义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其僵化性甚至可能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相应的，各国物权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物权自治”的趋势。

一．物权法定主义的含义及其历史
物权法定主义的一般含义，是指当事人不得任意创设民法和其他法律规定以外的物权。它的基本要求是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均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得创设法律规定之外的物权。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与物权，物权行为，公示公信等原则构成德国模式物权总则的基本框架。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对此均有明文规定，如：《日本民法典》第175条规定；“除本法和其他法律规定外不得创设物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57条有相同的规定。德国民法没有明文规定物权法定，但其学说和判例在已将其视为民法物权编的当然内容。从德国民法学说上对物权法定的解释以及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来看，一般认为物权法定的内容主要有两项：⑴不得创设民法或其他法律所不承认的物权。学说上称为“类型强制”。⑵不得创设与物权法内容相异的内容。学说上称为“内容固定”。但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其内容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如法国学者所解释的物权法定仅指物权种类和内容的限制，而有的德国学者所解释的物权法定除上述两项外，还包括物权设立和转移形成的限制。至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其立法上明文规定的对法定物权以外的物权“创设”的禁止规定中之“创设”的理解，则均认为是对物权种类和内容之任意创设的限制。⑵
物权法定的思想，据学者们的考察，在古代罗马法上便已存在。在罗马法大全中，仅有所有权、地上权、永佃权、役权、质权等权利被认定为具有物权性质。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物权法定主义最早是由德国学者提出来的。近代大陆法系各国物权立法莫不采用这一原则，然而，即使在德国，物权法定主义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学说与立法的发展过程。
物权法定主义出现以前，曾出现过放任主义的物权立法。⑶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规定：对于请求物之交付的权利，因占有其物或登记其权利，变为物之上[直接支配]之权利，有对世的效力。如对于不动产租赁，当事人可本于自有意思加以登记，使之变为物权。⑷这一立法例源自于对日耳曼人习惯法中占有体系(Gewere)的继受。在日耳曼习惯法中，占有(Gewere)的权利即物权，故Gewere的取得可以对应任何权利，而不动产依据伴随的登记要件即可成为物权，故不发生对物权种类的限制⑸。不过，这种物权放任主义的做法在德国民法典的起草中被放弃。德国研究中世纪后产生的罗马普通法的学者主张将物权和债权严格区分。因而在1900年《德国民法典》中虽未明文规定物权法定主义原则，但依德国学者的解释(主要是德国利益法学派创始人Heck)，《德国民法典》没有继受1794年的普鲁士民法典所代表的日耳曼法的原则，而采用罗马法上限制物权种类和内容的思想，是以“非常形而上学的教条的演绎”为基础，亦即其立法根据是通过对物权和债权的区分“演绎”而成。《德国民法典立法草案理由书》与Code Civil,常将债权法之规定与物权法规定相混……此乃对概念上对立无正确的评价。此会困惑对于法律关系本质的洞察，同时也回威胁法律之正确适用。” ⑹物权与债权是严格区分的，《德国民法典》因而对两者分别加以规定，采纳了物权行为的理论。德国民法并未明文规定物权法定制度，但物权法定作为学理上通说早已存在。它作为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司法实践所普遍接受，并被认为是德国民法物权编的当然内容。日本、奥地利(民法典第308条) 、荷兰(民法典第584条) 、 韩国(民法典第185条)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分别在立法上真正明文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
二．物权法定主义的依据及其合理性
物权法定主义从确立到现在，各国学者对其必要性和根据纷纷作了各自的论述，有国内学者将其归纳为七个方面的理由，包括：物权的绝对性(物权为绝对权，效力及于一切人，如允许以契约或习惯自由创设，将有害债权) ⑵物权的直接支配性(物权为支配权，如其种类得任由当事人之意思自由创设，则所谓直接支配物之权利，将成为有名无实)⑶物之经济效用的发挥(物权与一国经济体制唇齿相依，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如物权得以任意创设，对所有权设置种种限制或负担，则势必影响物之利用)⑷保障完全的契约自由(如果不采用物权法定原则，为防止在一物上任意创设不相容的数个物权，就不能对个别的契约从外部加以控制即限制契约的内容，这样就会使契约自由遭致否定)⑸权利公示的需要(为保全通过交易而取得的权利尤其是物权，当事人在与第三人的关系上有必要将其取得的权利加以公示。如果物权的类型不定，内容不定，则物权之公示难以进行)⑹交易安全与便捷的需要(只有将物权的种类和内容法定化，一般人才能对财产的归属一目了然，财产秩序才能透明，交易才能安全和便捷)⑺整理旧物权适应社会的需要。⑺
以上七项理由概括了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有关物权法定原则立法理由的主要阐述，可见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物权法定使物权归属关系明确化，使当事人无法在物上任意设立各种权利，简明了法律关系，使市场参加者能够做出预见，维护法律的稳定性。第二，财产的归属关系及具体的权利内容的明确性，大大降低了交易中信息收集和传递费用。物权法定限制了其他物权的产生，确立了一个简单而又明确的所有权规则，物权法定与公示制度相结合，使交易者免去对交易后果的担忧：只要合乎法律规则，就可得到无瑕疵的权利，这一切有助于交易的达成。第三，从物权效力的强大和公示制度的简便化出发，学者们认为物权不予法定，则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造成财产上权利的混乱。
物权法定原则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物权与债权相互区分与独立的民法典体例是物权法定主义合理性的依存所在。物权法定作为与契约自由相对立的一项原则，支持了物权与债权严格区分的理论，使物权与债权成为对财产权的一种基本的划分方法，并奠定了五编制的民法立法体系的基础。物权法定主义的合理性是一种体系化的合理性，它以严格规则的立法主义为基础⑻，运用的方法是形式逻辑的演绎推理的方法，在立法体例上则追求法典化的立法模式，这一切都与形式主义法学观念相关。
三．物权法定原则的局限及物权自治趋势
物权法定主义虽然维护了法律的稳定性，减少了交易费用并保障了交易安全，但是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物权法定主义的保守性及僵化性也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了。
物权法定原则使物权法作为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财产规范具有“制度刚性”。而这种“制度刚性”的一个典型，是物权法具有强行法的性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的利用方式的更新，物权法中规定的物权类型及内容无法完全满足现实的需要。通过法律限定物权的种类与内容的做法，在法律观念上表现为对人的完全理性的认同，认为人有足够的能力认识世界，对社会的发展变化认识不足，表现为一种静止与僵化的发展观。法律总是滞后与社会生活的需要，法律的稳定性越强，滞后性就越突出。当社会的发展使物权法定制度不能适应社会需要时，物权法定的效用主要体现在的负面影响上，其原先所具有的整理物权的功能转化为刻板的教条从而压抑了社会的活力，而且经济发展越迅速，这种抑制作用越明显。物权法定主义的僵化主要体现在：其对物权种类和内容的限制使法律失去了应有的灵活性，抑制了新型权利的出现，压抑了民间社会对权利的创新功能。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郑玉波指出“物权法定主义过于僵化，难以适应现实社会经济的发展，倘于习惯能有适宜的公示方法的新物权的生成，自不妨予以承认。” ⑼正因为如此，德国法律与司法事务上逐渐承认期待权和所有权担保这两种新型的物权形式，而日本的司法事务也承认了习惯法所通行的水利权(流水利用权、水塘利用权)、温泉利用权和日照权等。
针对物权法定的上述弊端，学界加以检讨，并提出了种种理论：
1)物权法定无视说。此为日本学者我妻荣所倡，认为应无视物权法定的规定，而承认习惯物权的效力。 ⑽
2)习惯物权有限承认说。认为如果社会习惯上产生的物权不妨碍物权体系的建立，例如不违反近代所有权的基本观念，且非属物权法定所排除的封建物权，又不妨碍公示时，就可突破物权法定的限制，而直接承认该习惯的物权。⑾
3)物权法定缓和说。该说认为新产生的权利不违反物权法的立法宗旨，又有一定的公示方法，可以使用物权法定内容从宽解释的方法，解释为非新种类的物权。
4)新型权利即使承认说。德国学者莱泽尔教授认为，民法之所以采取物权法定主义，其目的非在僵化物权，而只在以类型的强制限制当事人的私法自治，避免当事人任意创设具有对世效力的法律关系，借以维持物权关系的明确与安定，但并不排除于必要时，得以补充立法或法官造法之方式，创设新的物权，因法律必须与时俱进，始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⑿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现行各国学界和司法事务中都普遍产生了所谓的“物权自治”的趋势，但笔者认为物权法定主义是在总结了一定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物的主要利用方式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它涵盖了大部分的物权形态，即使在出现了部分新型物权的情况下，仍有很强的适用性。而物权关系本身也具有很强的传统继承性，更需要较强的稳定性，这符合物权法定的内在逻辑。就物权制度所必需的持久性与稳定性而言，“物权自治”只是对“物权法定”的调整与反动，而非主流的发展趋势。其中应强调的是，物权法定主义的缺陷并不在于它对处分自由构成的限制，而在于使得许多交易必须消耗较多的社会资源，这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我们需要坚持物权法定主义，但是必须针对其弊端采用灵活的对策，通过立法、判例、司法解释、确认交易习惯、订立合同等方式改进物权法定主义，提高制度的“弹性”，而不是就此放弃物权法定主义。这一结论与物权法定缓和说是比较一致的。该说认为新生的、已为社会接纳的物权形态，如不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的立法精神，且又有一定的公示方法时，可以从宽解释物权法定主义的内容，将其视为新种类的物权。
物权法应为现实经济生活的反映，它的使命就在于确立一种财产的秩序，以定纷止争，发挥物的效用，在这一宗旨下，若不分具体情况，对现实中出现或客观存在的物权样态不予承认，则从根本上违反物权法的宗旨，在实践中也是非常有害的。而我国现行物权法正处于重整阶段，我们必须将物权法定仍然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以法律形式确立我国物权的基本类型和体系，以建立财产流转的统一规则和安全体系。但在适用时，凡对涉及第三人利益或流通转让性物权之取得、设定应严格执行，而对于仅在双方之间生效的物权，只以违反强制性的规定和法律基本原则为限。在一定条件下，私法自治原则可以限定和修正物权法定原则，尤其是物权内容的扩张和减缩。⒀在实践中通过积极运用各种手段，尤其是通过司法判例的形式对现存的物权种类和内容进行与时俱进的确认和保护，才能体现出法律的先进性，这也是我国物权法应坚持的方向。


注释
1)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我妻荣：《日本物权法》，台湾五南星图书出版公司，1997
3)史尚宽：《物权法论》，1999
4)郑玉波：《民法物权》，台湾三民书局，1977
5)史尚宽：《物权法论》，1999
6)郑玉波：《民法物权》，台湾三民书局，1997
7)段匡：“德国、法国及日本法中物权法定主义”，载梁慧星主编：
8)《民商法论丛》第七卷，法律出版社，1997
9)刘得宽：“对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之探讨”，载郑玉波主编：《民法物权论文选辑》（上），台湾五南星图书出版公司，1984
10)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出版社，1998
11)王轶：“所有权保留制度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六卷，法律出版社，1997
12)郑玉波：《民法物权》，台湾三民书局，1997
13)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
14)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5)高富平：《物权法原理》（中），中国法制出版社








夫妻财产关系多元化之应对

论文提要：
由于夫妻财产关系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而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较为原则、抽象，审判实践中遇到一些特殊的财产类型，对其如何定性，如何分割，是摆在民事法官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专门应对这一新情况，本文就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特殊类型的共同财产，提出一些粗浅的实务性见解和对策。首先从最具争议的“彩礼”（聘金）入手，讨论了其定性和分割时的变通，强调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其次分析了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分居，其各自所得仍要遵循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不能搞“一刀切”，如果认为只要有夫妻名份，双方各自所得即为共同财产，这是不公平的；此外，对资产收益、孳息、保险金、私房钱等从法理的角度进行审视，并将私房钱、特殊动产和未成年人等亦纳入视野加以分析研究，以求对一线审判人员有所裨益。总之，涉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既要严格依法办案，又要考虑情理和社会效果，要具备足够的能力、素质应对之。全文共9000余字。

作者简介：

李志刚，男1962年生，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职法官。
张向阳，男，1964年生,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职法官。


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夫妻财产关系日益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更好地规范夫妻财产关系，减少纠纷，修改后的婚姻法专门增设了夫妻个人财产制度，作为法定财产制的组成部分。由于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较为原则、抽象、审判实践中遇到一些特殊财产类型，处理时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参照执行，使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对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的界线模糊不清，理解不一，导致认定事实时存在过多的不确定性和偏差，损害了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损于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下面对有关离婚案件中一些特殊财产类型作一下归纳总结。
一、关于赠与和索要。离婚案件当事人常因恋爱期间或结婚时依当地风俗习惯而给付对方及家人的钱物属赠与还是索要，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人民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因其均为习惯使然，对于存在讨价情形的，其索要的成份较为明显，定性时还易于分辩；而对于一方未开口，另一方早已足额将彩礼等费用筹备齐全，主动交付对方，看起来似乎赠与的成份又较为明显，而当事人亦以此为抗辩理由。如果机械地适用有关条文，将其以赠与对待，势必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加剧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甚至留下治安隐患，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既影响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也违背了民事审判平衡各方利益，疏导双方矛盾，消除不满情绪的价值取向。
1、 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以交付一定财物作为恋爱、订婚和结婚的前提条件，这种习俗里面常常包含有一种非自愿的被迫的因素，而违反这个“规则”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此隐含有一定的强制性和胁迫要挟的性质。而真正的赠与是出于内心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自己享有所有权 的财物自主处分的行为。要准确区分赠与还是索要，必须抓住是否是真实意思表示，探究其交付财物的行为是否出于“本意”、“原意”。按理说依当地风俗习惯主动给予对方一定的钱物（彩礼类），表面上相对方也没有作出索要钱物的意思表示，似乎是赠与。但仔细分析一下此时此刻交付人的心理状态，可以发现，对于经济文化还不太发达的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农村来说虽然是按风俗交付了一定数额的财物，数额虽因各地民俗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因他们收入菲薄，全家省吃俭用积攒多年，从牙缝里抠下的全部积蓄，就是为了要娶回一房媳妇，每分每厘都来之不易，其向对方父母家人交付彩礼及财物，实质上是迫于风俗所产生的舆论压力，屈从于当地民俗形成的“亚文化”之强大规范力量，并非内心自愿。他们巴不得白娶一房媳妇。此外，撇开建立小家庭所需大额费用不说，如不“礼尚往来”，事先送钱送礼，则会被自然推定为缺乏诚意，为人吝啬，从而丧失建立婚约关系甚至恋爱关系的机会。即使自由恋爱，也摆脱不掉这种与主流文化并存的“亚文体”所形成的强大惯性。这种情况下交付钱物，由于意思表示不自，存在瑕疵，故其不属民事法律行为，当然不能认定为赠与，应以索要论。而索要的财物如结婚时间不长或因素要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应酌情退还。
对于一方或双方父母为了子女婚姻的成就和美满，在登记后再购置或给付钱物（不包括嫁妆），不管婚前是否有此意愿，只要是将钱物全用在小俩口身上，都应认定为赠与行为，其所形成的财产则以共同财产处理。这也符合给付方的本意，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实践中，还有婚姻登记前一方筹备的钱款，婚姻登记后才交付并购置财物或该笔存款过户到一方或双方名下；登记前一方购置、建造的房屋，登记后才过户到夫妻一方或双方名下的情况。这种情形仅仅是赠与行为在时间上的先后差别而已，不影响赠与的性质。除非对所赠财物的归属指明或有约定，否则其所形成的财产为共同财产。但是在分割时，要考虑其来源、数额和城乡经济收入差别及不同收入阶层有不同的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分割，必要时可全部分给一方。比如在农村地区的离婚纠纷，双方共同生活时间很短，甚至数月，离婚时，女方将全部由男方家人举债置办的家财带走一半，这对男方来说是相当不公平的，也是致命的。因为，人财两空，债台高筑，岁月不饶人，等苦干十年八载缓过这一口气时，已逾而立之年，再娶媳妇难上加难。将来源于一方的共同财产判归该方，最大限度地保护其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处理还可以杜绝借婚姻骗取财产的假结婚现象。
有的法官认为，一方或双方父母为小家庭的建立投入巨资，也有迫于风俗习惯或对方的某种压力而为，同样存在意思表示不自由的情形，这时应以索要论。特别是对于经济能力偏低的收入阶层。但承受能力达到什么程度才能确保意思表示真实，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固定的标准的。同一收入阶层，其经济承受能力亦受自身家庭的境遇等各种因素影响而不尽相同。另外，人各有志，有的人虽然有承受能力，却不一定愿为儿女“包办”一切；有的人虽财力有限，却愿意为子女“包办”一生……。如果非要搞一些条条框框来划分哪些情况是赠与，哪些是索要，是很难操作的，同时这样处理也不一定能保证依法公正地处理财产问题，使当事人满意。因此将此类情况形成的财产认定为共同财产，把对弱者的保护和双方利益的平衡，放在分割上，而不是在定性上纠缠，更符合公正与效率原则。
当然，对于嫁妆这一类婚前来源于一方、时间界线明确的财产，应当认定为个人财产。
二、关于不动产和特殊动产。汽车、房屋等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登记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这一类财产，要注意与赠与和继承中的不同之处。一方婚前拥有的房产，如约定给付另一方或双方共有，光交付而不变更登记，其所有权不发生转移。只有履行了过户登记手续，所有权才真正转移到受赠人名下。而对于继承，就无须再以是否过户登记来界定是否取得财产权利。因为继承权本身就是一种权利，因法定事由而取得。继承人已经对被继承的财产享有了权利，也即有了一种在先权，此时不登记过户，未实际占有，也不影响其对该项财产享有的权利，如结婚登记前取得继承权，登记后才实际占有该项财产，仍为婚前个人财产。同理，商品房预售亦此，因为虽然房屋尚未建成，产权证尚未办理，但当事人已因预售合同登记依法取得了预售房产权，有了在先权，故不再以是否登记发放正式的产权证作为取得该项财产的界线。
对于这一类财产在处理时，如双方对价值有争议，又协商不成，在双方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竞价”的方式，来决定该财产的归属及对另一方的补偿数额。出价相同时，应照顾女方。
三、关于分居期间的收入。离婚夫妻往往在提起离婚诉讼前就已因关系恶化而分居。对于这段时间各自所负的债务，最高院司法解释就此类情况作出过明确的解释，即分居期间各自所负的债务，如其收入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则为个人债务。但是分居期间各自所得，能否作为个人财产呢？笔者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或一方劳动经营收入以及用该收入购置的财产，理应为共同财产，法律也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双方建立合法的婚姻关系后即具有了一种特定的人身关系，而且不止如此，有了特定的身份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关键还要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如同居义务，共同料理家务的义务，共同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以及共同赡养的义务等，还要互相关爱、照顾，总之要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夫妻共同生活之事实。这也是婚姻这个身份契约存在的基础。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五条曾规定，“已登记结婚，尚未共同生活，各自出资购置，各自使用的财物原则上归各自所有”。其道理就在于权利义务的相一致。既然双方因关系恶化而分居，各自收入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夫妻关系名存实亡，婚姻形同一个没有内容的“空壳”，此时各自所得的收入及所购置的财产无疑归各自使用管理，亦应原则上归各自所有。如果登记后尚未共同生活的时间很短，各自出资购置并使用的财物，其所出资金还是婚前各自所得的收入，当然更是个人财产从而归各自所有，不再分割。如果仅仅登记，一直未共同生活，而不是未来得及共同生活，尽管各项财产权利取得时间在登记后，也不宜笼统地将各自所得认定为共同财产。
四、关于知识产权。婚前完成创造发明的智力成果，婚后才取得财产收益的，该笔收益应认定为个人财产。因为，完成发明创造，仅仅取得并享有知识产权的人身性质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其必然可以转化为现实的财产收益，仅仅是一种期待利益，还不是确定的、可预期的收益。婚后取得报酬或收益，看起来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并由期待利益转化为现实的财产收益，实质上仍为一方个人财产。因为该项财产权利婚前即已由一方享有，婚后实际取得，当然不改变个人财产的性质。对于婚后完成的智力成果，离婚时未产生现实的财产收益，财产权利未取得，当然不存在是否共有。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对这种情况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另一方予以适当照顾。因为该项成果的取得毕竟包含着夫妻另一方的贡献或劳动分工。当然，如该智力成果没有可能产生效益或根本不准备产生财产收益，比如创作了一幅画，准备收藏，则应当不予考虑照顾，更谈不上分割。因为没有产生现实的财产收益，共同财产还无从谈起。如智力成果和收益均为婚后取得，则当然为个人财产。
对于先同居，后登记结婚，同居后登记前完成的智力成果所产生的收益，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因为婚姻关系的产生是以登记为标志的，夫妻共有关系的形成取决于夫妻法律上的人身关系的成立为前提条件。登记前，尽管开始了共同生活，但不受法律保护。
另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因出版、申报权利、展览、推销其作品或工业产权时，所负债务，如该项知识产权的预期收益由双方分享，则债务亦由双方分担。这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但在具体处理时，亦可让另一方少分担一点，以示照顾。
五、关于孳息和资产收益等。孳息无论是天然孳息还是法定孳息，虽然也是一种期待利益，但它是较为确定的、可预期的收益，无论依自然规律产生，还是法律规定产生，其确定性较强。另外，孳息是依附于主物的，主物权利转移，孳息也随之转移。主物权利不发生转移，则孳息权利也不转移。故对婚前一方积蓄的银行存款、债券或其他财产，在婚后所产生的孳息，按法律规定应为一方所有。即使婚后，该孳息一直未予使用，本人亦再无其他收入，日常生活所需均由对方一人的收入维持，仍然应认定为个人财产。对其因此而导致的共同财产的减少，离婚时给一方当事人造成的不公平，只能通过对付出较多一方进行适当照顾，或加大帮助的力度来衡平双方的利益。同样，如一方婚前购买的彩票，婚后摇奖时中奖，根据物权原理，从权利附随于主权利，该笔奖金为一方个人财产。
对于婚前缴纳或购买的股金或证券等以及婚后用个人财产购买的股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股息、红利或风险价差收益，亦应认定为一方个人财产。因为虽然一方面这种期待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性，另一方面购买股份、证券等，特别是在二级市场上炒作，不仅是一种投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经营行为，这其中风险与收益并存，盈亏不定。而不像存款和债券等，利息固定，不担风险，到期连本带利皆可收回。故甚收益实质上也是一种经营收入。但这种经营性特点，不能改变所有权中收益权能的享有者。根据物权原理，谁享有所有权，谁即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前述利益，理应由资产所有者享有。如另一方作出一定贡献，付也不少劳动，应按照婚姻法第四十条的精神，予以适当补偿。当然，如发生亏损，亦应由夫妻双方分担，但要以实际享有的收益的一半为限，超出部分另一方离婚时不予分担。
对于一方婚前所有的厂房、车辆、机器和生产工具等，婚后所取得的租金收益，应如何定性？根据物权原理，所有权的取得同样不以占有、使用、收益为条件，不管共同管理经营时间有多长，也不有因达到一定时效而共享所有权。因为我国没有时效取得制度。既然所有权没有变化，其所产生的收益亦仍归原所有者，即仍为一方个人财产。但处理同上。
六、关于保险、社会保障金和各种补贴。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人身保险金等具有强烈人身属性的费用为个人财产。此外，已有定论的还有复员转业军人从部队带回的医药补助费、回乡生产补助费、转业费和高原工作的高原生活补助费均为个人财产。这里要把握两点：（1）与人身紧切相关；（2）是个人生活之必要保障。故对于辞职补偿金（买断工龄款）、下岗安置费之类的财产，应认定为个人财产，审判实践中对这一类型的财产定性各地法院已有判例。
根据上述原则，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等应为个人财产。虽然从来源上看，这类财产中的一部分是逐月从工资收入中按比例缴存累积之结果，另一部分由用人单位等额缴存。虽然相当一部分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积累起来的各项保险金，都是共同生活期间工资收入的一种预留，但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时，同时亦依法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用人单位亦按月依法为其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金以备不测，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与个人身份密切相关，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且为其本人患病、失业、退休和工伤时的生存保障，他人无权享用。军人住房补贴，根据总参、总政、总后制定的《军队转业干部房补暂行办法》规定，应为个人财产。该项补贴针对未享受福利性住房的军人本人，拨专户存储，只在购房修房时凭证拔付，不付本人。军人住房公积金以及职工住房公积金亦此。
当然，在具体处理离婚案件分割财产时，还应考虑另一方情况，如无收入来源，无过错等。当全部社会保障基金都被一方带走时，对另一方应予以适当照顾或加大帮助力度来保护其合法权益。
对于因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等以及人格权利益受到侵害所获得的赔偿金，当然更是个人财产。
职工退休时单位支付的住房补助，是职工工资住房消费部分的积累，是原先被扣除部分的补偿，是职工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房改取得的房产，带有政策福利性而且一对夫妻只享有购买一处公房的权利，其房价工龄折扣是以男方和女方的工龄来计算的，无论以哪一方名义购买，均为夫妻共同财产。不管离婚时是否取得产权，留有房屋的一方应给另一方以房价一半的经济补偿。
七、私房钱。夫妻双方在共同生活中，有时各自会有节余，也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或双方劳动收入，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全部消费掉，其节余部分的积累则一方或双方自行保管，这就是所谓的“私房钱”。由于从来源上看，该项财产权利的取得是在婚后，是共同财产的节余，故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无论是善意积攒，还是恶意积蓄，无论以谁的名字存储或用其购买证券等，都不应当归属某一方个人所有，否则侵犯了对方的财产权。
八、关于农村承包经营权。农村承包经营权是承包者对承包的土地或自然资源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是用益物权。这种权利作为一种权能是不可分割的，而经营耕种的收益则可以分割。故对婚前一方以个人名义承包，婚后未进行较大投入，结婚时间也不长，另一方虽不享有承包经营权，但离婚时要将净收益的一半补偿对方。如以共同财产进行了投资，还应在离婚时，将历年所投入的共同财产累计的一半退给另一方，类似于以共同财产与他人合伙经营的处理原则。
如婚后以一方或双方的名字承包，夫妻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收益，共担风险，则双方都享有承包权，经营收益在离婚时按共同财产分割。无论离异一方是否移居他乡，承包经营权仍受法律保护。既可解除承包合同，也可变更承包合同，在村委会协助下，直接将经营权转让，由受让方（包括对方当事人）给予一定补偿。如土地被征用或投资入股，可直接享有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补偿和股份收益。如本人无法耕种时，可由村委会协助，将经营权拍卖。
对于嫁出去的妇女在集体耕种的口粮田（94年后取消），只要户口未迁走，就有享有使用权及各种补偿费用或收益。而责任田只要承包合同未解除或变更，仍享有承包经营权。其定性与处理同上。
九、各类比赛的奖金。一方参加各种文艺、科技比赛和体育竞技活动荣获的奖牌，当然是个人财产。奖牌体现更多的是一种与人身密不可分的荣誉权，且获奖者独自享有人格权利，具有排他性。但如将奖牌转让、拍卖、转化为现实的财产收益，配偶一方是否享有部分权利？答案是肯定的。比照知识产权的处理原则，就可以发现，奖牌奖杯一经折价变现。形成现实的财产权利，依照婚姻法精神，如将在共同生活期间获得的奖牌变现，其所得资金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即使离婚时尚未卖出去，也应考虑对另一方以适当照顾。除非无法流通或永远收藏，则另当别论。
对于婚后比赛所获奖金，由于一方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离不开另一方的支持和贡献，事实上也正是另一方家庭内部劳动分工，才确保一方全身心地投入大赛前的训练，进行充分的备战。其所取得的成就，亦无不浸透着另一半的付出，正如一首歌中唱到，“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所以，比赛所获奖金，无疑应由夫妻二人共享。如果机械地搬用法律条文，不管婚前婚后，只要是比赛所获资金一律因其带有人身属性认定为个人财产，是不能切实地保护当事人特别是在“台后”无私奉献的一方的权益的。如一方不仅将全部精力放在家庭，而且还用共同收入为另一方学习、训练进行投资，即还存在共同财产的无形化。对于这种情况，婚姻法第四十条专门作了规定，虽然该条针对财产有约定的情况，但处理没有约定的财产时，完全可以参照执行。一方离婚时主张权利的话，另一方应作出一定补偿。当然，对于特殊贡献所作出的荣誉奖品或奖金，如见义勇为奖，应认定为个人财产。
十、关于个人财产转化问题。婚姻法修正案增设了个人特有财产制度后，为维护该制度的贯彻实施，个人财产向共同财产转化的规定已经取消，不再适用。但对由此给一方特别是妇女一方造成的事实上的利益失衡，如何救济呢？例如，当房屋、贵重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责任田等均由婚前一方购置、承包使用，婚后一起共同生活数十年，所得收入均用于日常生活消费，未有积蓄。此刻，离婚时仍孑然一身，两袖清风地离去，这是不公平的。岁岁年年，抚儿育女，操持家务，共同劳动，却对管理、使用、经营的房产、生产资料等仍然不享有任何权利。一朝醒来，已被抛弃，这无异于一场恶梦。对此类情形，应比照新修改的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共同财产无形化和对知识产权期待利益的处理原则。由另一方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和照顾。还可以通过加大经济帮助的力度来平衡双方的利益。这也正是新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已予关注的。
审判实践中，对于一方婚内用个人资金购置的财物定性不一，有的法官认为只要一买成物品，而且均为共同生活之需而购置，其行为本身可推定为一种赠予，即为共同财产；有的法官认为应追根溯源，从资金来源决定，谁出钱即为谁的财产。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理由为：1、前一种意见仍然为过去宽泛的共同财产制度的惯性作用下的认识，不符合新修改的婚姻法精神。实质上又是个人财产转化制度的翻版；2、前一种意见与物权原理相悖。从货币到商品（即购置财物）仅仅是财产形态的变化，是商品之间的变换，所有权并没有发生转移。对一方用个人资金购置的财物因占有、使用从而享有其所有权，这种取得既不是原始取得，也不是继受取得，是没有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的。除非有约定，凡婚后个人出资购置财物皆为共同财产或购置时对该项财产的归属有言在先，则另当别论；3、赠予的意思表示必须是明示的，默示不能产生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后果，故不能推定为赠与。
十一、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根据《民法通则》、《未成年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对于离婚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应当在分割共同财产时给予考虑。即分割前，先将与抚养教育该未成年人等额的财产分离出来，确认为该未成年人享有权利，明确到他们的名义下，而且要合理监督有步骤地使用，以防止抚养一方将这部分财产改变用途或不负责任地消费掉，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健康顺利的成长。建议制定司法解释时予以考虑。
民事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常常是纷繁复杂，千差万别，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依法办事，又不囿于法，要紧扣立法宗旨，灵活运用。有人说“法律是关于善良与公正的技艺”、“民事审判是一门充满艺术的活动”，的确如此。同时审判活动也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法律不可能细化到每一具体案件必须运用哪几条法律的程度。案件事实不总是与法律相适应，为了实现公正，法官不得不重新发现法律。这当然需要法官具有足够的素质。作为中国的法官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特别是民事审判工作更不能回避这种“本土”的文化心理特点。因此将法律摆在第一位的同时，还要考虑情与理，而情理的判断具有一定的柔韧性，不像一般事实认定那样直观，这就也又要求审判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质和良知。审判活动不仅仅是简单的搬用条文，进行三段论推理，而常常是综合考虑现行的法律，盛行的道德，正义的观念，社会利益的平衡等各种因素。机械地依法条办事，常常会使判决结果与正义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