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司出资制度之完善

作者：刘莉

内容提要

当前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为一种保守的法定资本制度，严格遵守资本确定和维持原则，出资形式单一和现物出资。此种制度构建时的初衷是解决信用问题，保护交易安全，保持“商”主体有足够资本运营，可是在这种制度确立后并没有实现立法时所追求的目标。笔者认为这些遇到的问题，不是资本制度确定有误造成，在今后5年期间内或者更长的时间里，我国不易改变法定资本制度，应在适当调整出资制度过程中，完善法定资本制度外延和配套制度。本文针对出资制度和公司资本形成制度两方面论述资本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以资产信用制度为笔者观点和中心理念，结合我国国情论述现今制度所带来的弊端，认为改变公司资本制度需要一个的过程，降低资本额的尺度和出资多元化发展趋势。

关键词：资本、出资、信用



Abstract

The capital system of China is a kind of conservative legal capital system, which observes the principle of capital confirmation and maintenance, the unity of investment form, and the certainty of value strictly. The initial intention to establish above-mentioned system is to resolve the issue of credit, keep the safety of transaction, and make sufficient capital to the merchant. However, the formation of the capital system did not resolve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 totally. There are not any mistakes in the formation of our capital system, and we shouldn’t transform the system even in a long period, but make it and the relevant system perfectly in the process of adjusting the investment system properly. Aiming for the investment system and the principle of capital forma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the capital system and the drawback of the system nowadays with reference of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believes that it need a process to transform the company capital system and that abasing the capital volume and multiplying the investment form is a irreversible trend.

Key words: CAPITAL INVESTMENT CREDIT


导 言

公司资本制度贯穿公司法整个体系，公司法中许多制度和规则都与资本制度相联系，确定这一系列制度是公司法律规则中的定位问题，是决定公司法律体系测重哪些内容和规则的模式。我国在以资本信用为核心的基础上构建本身的法律体系，在资本形成制度中采用了法定资本制度，确定最低资本额、出资形式和资本变化严格限制。这些制度的确立旨在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那么这一系列规定在传统制度下是否能够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保护交易安全？这类问题是因为法定资本制度确定错误，还是现在我国相关公司制度配套的法律规定滞后所导致。有的学者建议改变法定资本制度，资本制度变更后能够出现信用危机进一步囵陷。笔者就从资本形成制度与股东筹资制度两个方面，即公司资本运作第一个阶段展开论述。

一、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概述
（一）公司资本制度的内涵和重要性
目前，公司法律制度中包含着诸多具体制度，比如公司设立制度、公司资本制度、公司重整制度、公司破产制度。其中，公司资本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制度形式，起到了核心的引导性作用，支撑着公司法律体系。公司资本制度的确立决定着公司资本的确立原则，决定着资本在公司中的地位和作用。公司在各个经营的过程中，资本制度均有所体现，从公司的设立，到资本运行，而后资本消灭的各个阶段发展，完全需要遵循资本制度的原理架构。一国公司立法究竟是定位在资本依赖、资产变化的调控或是二者兼顾等诸方面，将决定其他相关商法的立法方向。所以谈到一个国家的公司立法制度首先看其适用哪种资本制度形式，由此深入剖析公司资本制度所涉及的相关内容。
公司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其资合性，即它是以资本结合为中心的，具有法人地位的企业组织。公司法上所称的资本，意指公司的股本，它是衡量公司净资产的最小价值的刚性尺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具有标志公司信用的特殊功能。 公司资本是公司运作的物质基础，是公司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物质保障。按照不同学者的观点，公司资本制度围绕着资本各阶段或各形态有如下的内涵。公司资本制度的代表就是法定资本制度、授权资本制度和折衷资本制度三项资本制度。狭义上，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公司资本形成、维持、退出等方面制度安排。广义上讲，公司资本制度是围绕股东的股权投资而关于公司资本运作的一系列概念网、规则群与制度链的配套体系。 笔者认为公司资本制度以三大类制度形式定位，将选择的资本制度散布于公司各规制、原则和精神中，统领一国公司立法乃至整个商法体系。公司资本制度主要涉及筹资制度、资本形成制度、资本维持制度或资本运行制度、资本消灭制度等。法定、授权或折衷资本制度统称为资本形成制度，是公司资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资本没有进入运作阶段前，股东出资和资本形成是公司资本制度的第一个阶段，是公司设立时期，是公司成立的初级阶段。易言之，公司资本的形成（即公司资本形成制度）是公司运作时追求股东权益的基础和根基，公司以怎样的方式注入资本额，以怎样的形式投入资产（即股东出资制度 ），也将决定资产在运营阶段能否保障债权人利益。所以公司制度的第一个阶段在广义的公司资本制度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引领整个资本制度的发展方向。本文就针对以什么可以出资（出资多元化）、出资的法定要求是什么（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等）这两个方面阐释资本制度的第一个阶段。
（二）我国公司出资制度之现状
按股份或资本在公司设立时一次性形成或分次形成、注册资本是授权资本还是发行资本，以及注册资本是否有一定严格的限制一系列方面，对资本的形成方式划分三种制度形式 。它们是法定资本制度、授权资本制度和折中资本制度及“变异”的折中资本制度。我国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体系，充分体现资本确定、维持和不变三原则。公司设立时必须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资本总额并一次性发行并募足可分次缴纳。作为公司资本制度另一个组成部分的股东出资制度，主要是针对股东出资形式、股东出资义务、出资的比例结构和出资的履行方式所制定的法律规则。我国出资形式必须严格遵照法律规定，只规定了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五种出种出资形式，规定工业产权等无形资产出资的最高比例，从法律上排除了劳务、信用、股权、债权等形式出资；公司成立后增加或减少资本必须经严格程序。在法定资本制度下实行最低资本额，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0万人民币；有限责任公司视其主营业务不同，注册资本为50万、30万或10万元，特定行业需高于上述规定，法律、法规可另行规定。法定资本制度基本由大陆法系国家使用，确立目的是为了巩固公司资本结构，维护交易安全，遏制公司滥设。授权资本制度则是为了筹集资金灵活方便，发挥资本的效用，以美、英为典型。折中资本制度是吸收了法定和授权的优点而设立的制度形式，德、法已逐渐吸收此制度。英美公司法将原有设立公司最低资本额逐步废除，于1969年完全取消最低资本额，美国现在为止无统一资本概念，更没有注册资本概念。

二、我国公司出资制度之缺陷
（一）缺陷的动因来自法定资本制度
1、资本信用在经济学中薄弱地位
在公司资本制度中存在这样几个概念：资本、资产、资金。效能上资本是最不值得信赖的，是章程中规定的数字，这个数额注入公司之后已不再是资本，而是公司的资产。资金是资产的货币形式。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表示为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之和。也就是资本是资产的构成部分，单谈资本是狭隘的。当公司设立时资本就是全部财产，随公司经营盈利或亏损，公司所享有的资产发生变化（增值或贬值）净资产就可能高于资本，也可能低于资本。公司的对外承担责任的能力在设立初期是公司资本，在经营一定期限内信用能力和发展要求绝不在于注册资本，而在于企业所拥有的资产。公司的经营发展对于资本是一个动态的使用过程，不会保持原有资本形态。其实自出资人或认股人将出资注入公司，由登记机关赋予公司人格之后，企业就开始使用原始资本进行再创造、再积累。这时的资本只能是“资产负债表右平衡下所有者权益中列示的一个人为创设的数字，它不是资产、资金或财产，它所记载的只能是历史性信息。” 在此情况下对于公司注册资本的信任就显得很无助，注册资本和公司的经营资产已经完全是两回事，导致与法定资本制度的初衷和目的相悖。
2、法定资本制度下对资产控制的监管之欠缺
应该说前些年公司注册时虚假出资、出资不实的现象极为普遍，但是由于现在对于公司登记、验资等制度完善，并且司法实践中对于中介部门的连带责任的规定，使得公司在出资时基本都能够保证实缴。从虚假出资取而代之的是抽逃投资、变相降低资本公积，经营期间转移财产甚至违法逃债，使企业真的出现了债务也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干脆破产。看似资本确定和维持的法定资本制度有时也遇到尴尬和束手无策，按照规定企业在注册时全部发行了股本，也全部认缴或到位却变得不堪一击，所以涉及公司诉讼的案件中，当事人思路是首先要考虑公司现存资产，如果没有什么资产，则考虑出资到位了没有，没到位要求追加股东的无限责任，如果到位了企业没有资产只能自认倒霉。有的案件诉讼到法院，当事人和审判人员心照不宣，可是无权查阅企业的账目，查找不到企业资金的去向，法院民事案件中根本不能组织审计而导致保护不了债权人利益。
（二）最低资本额的强制性规定意义不大
1、对于资本额的硬性规定不能保护债权人。高额的注册资本起不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企业正常经营中出现的交易额大于资本额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注册资本的起点多高都一样无法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能说企业的注册资本高就说明企业的资金雄厚，高额的资本额会导致出资者铤而走险虚假出资，出资不实，抽逃资金。
2、本国企业没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现在我国实行的公司企业法律体系中对于资本形成制度出现了割据式的规定，其中对外商投资企业规定最为宽松，国家为了鼓励其投资，在法律上无最低资本额限制、并享有分期缴款、减免税的优惠政策。但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出发，那么内资企业也一样需要竞争力，在法律中对其规定过高的资本额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3、高资本额会桎梏公司投资人资格。一些高科技、技术型的企业不需要高额的资本额即可创造价值，并可创造超出几倍的资产。确定较高的资本额，比如组建一个股份制公司要求1000万以上的资产，对此一般的自然人都是很难达到的，国企改革时企业的资产固然能够达到这个数额，但是国有企业改制要通过净资产进行注册，有的国有企业低资产甚至零资产，远达不到股改的最低资本额，只能另辟蹊径转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再融资重组。
所以在法定资本制度下赖以生存的资本信用依赖，不太可能切实的保护交易安全和维护经济秩序，资金再雄厚的公司也只是注册一时的辉煌，能让公司持续性发展和保值增值应从原来的信奉资本信用的理念解脱出来，将原有法定资本制度下只注重资本的注入、形成，忽视资本注入后资产的去向，过度为对资产的合理化使用和对资产的法律或政策性监管，运用资产信用增加企业活力、注重资产积累和相对稳定。
（二）出资形式单一化
在法定资本制度下公司法所体现的出资形式其根本目的就是必须保证财产价值的确定性、可移转性和相对稳定性，这是与法定资本制度相辅相成的。股东出资既是公司资本的来源，传统资本信用的进一步表现就是出资信用，因而要求出资形式法定化否则法定资本制的功能将无从实现 。我国《公司法》 即采用严格的出资形式，使用列举方式规定可以用货币出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对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土地使用权，必须进行评估作价，无形资产出资有最高比例限制，显然此规定已经将劳务、信用、股权、债权等其他形式出资排除在外。究其原由和效能，法定资本制度下追求的确定、稳定、尽可能不变的价值是否能够安全的保守资本信用的理念？是否能够有效地保证公司对外债务的清偿能力或股权价值的可流性？答案是否定的。教条的资本信用理念从形式上保住了，却被判了实质。首先是现实中有些公司注册股东不用法定出资形式出资，是用人力资本出资或称劳务出资，但是却在登记中记载为股东，这种情况多半是通过协议的方式，将劳务折算为相应的出资额，即授予其价值变通登记注册，这种情形不可取缔并呈上升的趋势。用这两种人身权益出资涉及股权争议时也没有绝对否认出资，虽然我国公司法第24条是采用列举方式规定了出资形式，但是也没有排除列举之外的出资为违法出资。有的法院认为只要作为其他投资人在此股东加入时协议允许，并股东身份被登记入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就应该承认股东身份赋予了股东权。再有，一些人有一身好的武艺不用出资即可为公司创造价值，其他股东也认为私下规避法律签订协议享受“干股”，无人得知无人得晓，操作得真真切切，法律能奈何。另外，人力出资和股权、债权、信用出资虽有其价值的不确定性，不易于操作，但绝不是烫手山芋，股东出资制度上不可敬而远之，可以策划其出资方式，探寻其评估方法。正因如此笔者认为，我国公司、企业法均应统一的出资形式 ，大胆放宽公司法中的出资形式。

三、完善我国公司出资制度之建议
（一）现阶段不应采用授权资本制
很多的学者提倡适用授权资本制度，观点认为授权资本制度是法律体系发展的方向，我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我认为授权资本制度不易现在就实施。授权资本制度直接实施会带来市场经济相关配套法律的不适应，现行法律一系列规定是针对法定资本制度制定的监督和处罚措施，将资本制度全面的变动将导致制约严重不足，虽然法定资本制度有很多的弊端，但是如果不采用一个过度，会暴露出更加尖锐的问题。具体有这么几个原因：
1、投资人自律性尚不强
由于在授权资本制度下公司设立按照公司章程载明的资本总额进行工商登记，公司即可成立，认足或缴足的资本是公司资本总额的一部分，这里章程所定的是授权资本，不是实缴资本，也不是认缴资本。在授权资本制度下，对于其余部分的股份发行和募集时间如果不在公司章程中加以规定，而是由公司董事会在适当时间决定，并在此制度下不规定首次发行股份占总资本总额的比例，将导致企业对外发布的资本总额与实际资本脱节。授权给董事会随时发行是自觉性遵守的规则，是一项赋权性制度，是商主体一项观念性的变动。在现阶段我认为很难建立主动、积极、适时地增加资本的观念，就会导致预扩大资金投入和扩大经营规模时不以扩大资本额的形式投入，只是变通投入，将资金暂时参与经营周转随即不正常流失。
不让董事会自由选定时间发行，而是限定一定时间发行（类似折中资本制度中许可资本制度），其实本质与我国现在的认缴制差不多，即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国有产权转让中规定的，认缴全部，分次缴纳。我认为这样的规定在我国现今的法定资本制度下已经很宽松了，在此规定实施时一些外国投资者首次出资后或干脆达不到注册资本的25%，不但依旧享受着减免税待遇，而且余款成了泡影，有些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不到10年，无人问津，所得税无法追缴，债权人利益无法保护，公司经营发展资金不够，还侵害了境内投资者的利益。所以我认为分期缴纳的风险程度仅次于分次发行，我国在现有的制度下大可不必推行分次发行。如果为了吸引投资，应对所有的公司企业适用一样的待遇，全面实用这种认缴制，但必须规定首次实缴的比例。我看到2004年公司法第二次修改草案中出现，将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就是没有采纳授权资本制度。
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三号

　　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02年4月26日审议通过的《深圳市生态公益林条例》业经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02年7月25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深圳市生态公益林条例


（2002年4月26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2002年7月25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培育森林资源，有效发挥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城市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广东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深圳市的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生态公益林，是指经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同意，由市林业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林业主管部门）上报省林业行政管理部门核定，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红树林、农田防护林以及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森林公园内的森林和风景观赏林、国防林、母树林、科研林、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森林、林木。
　　 生态公益林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适用本条例。
　　 商品林及城市园林绿化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市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生态公益林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各区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生态公益林的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
　　 市、区规划国土、园林绿化、公安、水务、环保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和保护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生态公益林建设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经市政府统一规划确定并纳入法定图则的生态公益林，其建设、管理、保护经费应当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形式积极筹措生态公益林的建设、管理、保护经费，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各界人士捐资建设生态公益林。
　　 生态公益林的建设、管理和保护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各级人民政府负责人应当按要求逐级签订目标责任书。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公益林的义务。对破坏生态公益林的行为，应当检举和制止。
　　 对积极保护生态公益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六条 市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定生态公益林总体规划并编制相关图则，经市规划国土行政管理部门综合协调后报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审批。
　　 生态公益林规划应当与城市总体规划衔接，并与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相协调。
　　 生态公益林规划批准后，市、区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相应的地理信息系统，设立地界标志。
　　 第七条 生态公益林规划应当根据城市的地理地貌、土壤、水系、植被、气候以及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编制，并对森林防火设施、森林病虫害防治措施、陆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及其自然保护区规划等进行统筹安排和协调。
　　 第八条 全市生态公益林总面积应当不低于林业用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其中水源涵养林所占比例应不低于百分之十。
　　 生态公益林规划对林分、林种的设计和对树种的选择，应当贯彻多树种、多层次、多色彩、多功能和多效益的原则。对不符合生态公益林要求的林木，应当逐步予以更新、改造。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投资生态公益林的资金，应当优先用于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海岸或者道路防风固沙林、风景林和森林公园的建设。
　　 生态公益林由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建设，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应当给予协助和配合。
　　 第十条 生态公益林建设应当利用原有地形、地貌、水系、植被，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专业技术标准或者技术规范，并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应当采取招标方式确定，并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担。
　　 设计、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已经审核的方案进行设计、施工，并接受市林业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生态公益林建设项目由市、区林业主管部门组织竣工验收。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生态公益林规划所确定的标准和要求，鼓励和组织个人、单位及社会团体参加各种形式的义务植树活动，并做好植树后的管理和保护工作。

第三章 管理和保护

　　第十二条 实行生态公益林林木和林地登记发证制度。由区以上人民政府对生态公益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者、经营使用者的权属情况进行登记造册，发给林权证，确认其所有权、使用权。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林种、树种及其分布，利用文字、图表、摄影及电子信息等形式建立生态公益林档案登记制度。具体登记管理办法由市林业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三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为生态公益林的管理责任人。
　　 管理责任人可以将生态公益林的日常养护及其他专业性工作，委托当地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有关公司、个人承担，并签订书面委托合同。
　　 第十四条 禁止砍伐生态公益林。确因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林木更新改造需要砍伐的，应当经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市政府同意后，按规定报省林业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政府对生态公益林经营者或者所有者因建设、管理、保护生态公益林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具体补偿办法由市政府另行规定。
　　 经批准砍伐生态公益林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按照规定的面积、株数、树种、质量和期限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更新造林的面积和株数不得少于砍伐的面积和株数。
　　 第十五条 禁止在生态公益林区从事开垦、采石、采砂、采土、开矿、砍柴、放牧、狩猎、修建墓地以及其他毁林行为。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生态公益林林地，不得将生态公益林用地改作商品林或者其他用地。
　　 确因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征用或者占用生态公益林林地的，应当经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市政府同意，报省林业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由市规划国土部门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并由用地单位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征用或者占用林地超过国家规定面积的，应当按规定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
　　 森林植被恢复费必须专款专用，由市林业主管部门按规划要求统一组织异地营造同等面积、数量、质量的生态公益林。
　　 第十七条 市林业主管部门和区、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当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建立护林组织，配备专职或者兼职护林员。
　　 护林员由区、镇人民政府委任，依法履行护林职责。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生态公益林区设置防火设施，并根据地形地貌营造生物防火林带。确有需要时，可在林区内开设防火隔离带。
　　 第十九条 市、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在接到森林火警或者火灾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扑救，并按国家规定逐级上报；各级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民政等部门以及邮电通讯、食品、医药等单位，应当按照森林防火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依法做好物资供应、医疗救护、案情调查以及抚恤、抚慰工作。市气象部门负责森林火险天气的监测工作，并建立森林火险天气预报系统。
　　 第二十条 在生态公益林范围内，应当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用火的规定，防止发生森林火灾。
　　 每年九月一日至次年四月十五日为森林特别防火期。在森林特别防火期内，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禁止在生态公益林内用火。因特殊情况需要用火的，应当经区以上森林防火指挥部或者其授权的机关批准，并严格遵守国家、省有关安全用火的规定；
　　 （二）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森林公安和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组织人员，在生态公益林区防火重点山头、地段实施严密监控，对进入林区的人员和机动车辆进行检查，严防一切火种进入林区；
　　 （三）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应当及时刊播市气象部门发布的森林火险天气预报。
　　 法定节假日和民间传统节日视为森林特别防火期。
　　 第二十一条 市林业主管部门和各区、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协调所管理的生态公益林林区病虫害的防治工作，负责建立森林病虫害的调查、预测和预报制度。国有林场、集体经济组织、林业工作站及有关经营单位，应当积极配合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开展森林病虫害调查和防治工作。
　　 第二十二条 建设与改造生态公益林应当选用林木良种，按照混交林的标准合理搭配树种，禁止使用带有危险性病虫害的林木种苗进行育苗或者造林；造林设计方案必须具有相应的森林病虫害防治措施；对新造幼龄林、中龄林及其他必须封山育林的地区，由当地区、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第二十三条 进出境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加强对进境林木种苗、木材和竹材的检疫，防止境外森林病虫害传入；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应当依法对林木种苗、木材和竹材进行产地和调运检疫，一旦发现新传入的危险性病虫害，必须及时采取封锁和扑灭措施。
　　 第二十四条 发生森林病虫害疫情时，各级人民政府和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应当根据疫情危害程度，及时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采取扑灭措施，防止疫情蔓延，并按照国家规定逐级上报；使用灭虫剂或者其他药剂的，必须遵守有关规定，防止环境污染，保证人畜安全，减少杀伤有益生物。
　　 第二十五条 市、区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管理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其所属的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机构依照规定的职能协助主管部门做好陆生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管理工作，并接受主管部门的委托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滥伐生态公益林的，由市、区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砍伐株数五倍的树木，缴纳等龄树木的管理、保护费用，没收滥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砍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盗伐生态公益林的，责令补种砍伐株数十倍的树木，缴纳等龄树木的管理、保护费用，没收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砍伐林木价值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在生态公益林区从事开垦、采石、采砂、采土、开矿、砍柴、放牧、狩猎、修建墓地以及其他毁林行为的，由市、区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林株数三倍的树木，缴纳等龄树木的管理、保护费用，并可处毁坏林木价值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批准占用生态公益林地，或者将生态公益林用地改作商品林或其他用地，未造成毁林的，由市、区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并处非法占用林地面积每平方米三十元罚款；造成毁林的，由市、区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毁坏株数三倍的树木，缴纳等龄树木的管理、保护费用，并处毁坏林木价值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未经有关程序审核、批准，市规划国土部门径行批准征用、占用生态公益林地的，由市行政监察部门对违法审批的行政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擅自挪用森林植被恢复费的，由市、区行政监察部门依法追究管理责任人的行政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区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毁林损失的，应当缴纳等龄树木的建设、管理、保护费用，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在生态公益林内用火，或者违反国家、省有关安全用火规定的；
　　 （二）不接受森林管理人员的安全检查，擅自携带火种进入林区的；
　　 （三）损坏森林防火设备、设施的；
　　 （四）不服从森林防火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延误扑火时机，影响扑火救灾的。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除治或者扑灭病虫害，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用带有危险性病虫害的林木种苗进行育苗或者造林的；
　　 （二）不接受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依法进行的检疫检验，携带、运输受危险性病虫害感染的林木种苗、木材和竹材的；
　　 （三）发生森林病虫害而不除治或者除治不力，造成森林病虫害蔓延成灾的；
　　 （四）隐瞒或者虚报森林病虫害疫情，造成森林病虫害蔓延成灾的。
　　 第三十二条 市、区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责令违法者补种林木或者除治、扑灭森林病虫害，被责令人拒不履行或者履行不符合要求的，由市、区林业主管部门委托相关单位代为履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第三十三条 从事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和保护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追究行政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市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